钱穆与《中国经济史》.docVIP

钱穆与《中国经济史》 　　钱穆宾四先生1950年创办新亚书院，不但担任校长处理校政，而且每学年必开设有关中国文史哲的课程两门。 　　1953年我进新亚，选读了钱穆师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1957年毕业，还修读了钱师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庄子》等课程。1955年时，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学会及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创立新亚研究所，亦由钱师兼所长，每年任教一门课，两年中我修读了《韩（愈）文》和《诗经》。记忆所及，钱师还开过《中国思想史》《论语》及《秦汉史》等课程。 　　可能有人会问，钱师开如此多课程，是否滥竽充数，胡乱讲说呢？显然并非如此。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所以他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且他做学问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钱师兼具豁达度量与胸襟，欢迎我们看同类学者的书，去听别的教授讲课，俾便作出比较，最后知所选择。 出版前后 　　钱师虽然身为校长兼所长，但他授课绝不马虎，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每次来上课，必带一叠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讲课时，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或抄写于黑板。钱师讲述时，多在讲坛上踱着方步，而其正楷板书大而清晰，便于学生抄录。能百分百听懂无锡国语的我，可以全部笔录。即使有写不及的，便可趁钱师板书时补上。 　　由于钱师讲的《中国通史》，显然与他的力作《国史大纲》有所不同，但总的纲领与大思路则相同。有助于我们整理笔记时做参考；但钱师关心我们听讲《中国经济史》情况，他请余英时学长查阅我们的笔记，一共有两次。 　　谈及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笔记，借阅者多，光是在学期结尾时亦由钱师亲自查阅了一次。钱师知道我的笔录比较准确详尽，以后他受校外团体邀请讲学时，多次派我随往担任记录，如香港孟氏图书馆邀请他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八讲，每讲两小时，都由我笔录、誊正后经钱师调节后出书；又如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多次请钱师讲述《中国历代文化问题》亦然。 　　1991年夏，我将《中国经济史》笔记整理编录数篇，每篇千字，寄给《信报》林行止先生，承他同意并拟题为《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以专栏形式刊登于《信报》，如是由1991年8月14日至1992年12月全文刊毕，另有《中国水利问题》一文则刊登于《信报月刊》，作为本书之末章。正考虑将此书结集出版时，使人意料不到的香港一位出版社经理周淑屏君于1992年至1997年间竟出版了钱师所讲的《中国经济史》上下册，还同时出版了我的另一专栏《历代人物经济故事》第一册（此册占全稿30万字四分之一）。 　　但此书怎又会由香港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月重新出版呢？原来2011年及2012年两年间，香港艺术发展局邀我参加颁奖大礼茶会，每次都邀同夏仁山学长前往，由于他担任中大教育学院教务长直至退休，认识的校友极多，也因此使我认识了黄浩潮、叶永先生及陆国诸校友，在此后的茶聚中，知道我珍藏经钱师删改的《讲学粹语》数十页，还有钱师写给我的20多封毛笔函件，以及多篇曾在港台两地发表过的访问钱师文稿，正拟结集出版，在上述诸学兄的鼓励下，正好陆国兄是商务的总经理，亦认为值得考虑出书。于是约我在2012年夏某日把全部文稿以及已出版的专栏剪报及经济史上下册都交给他审阅，并约我同往其办公大楼会见负责出版中文书籍的毛永波先生，永波先生见此文稿，并经我说明后，马上决定可先出《中国经济史》。因此，把版权问题办妥后遂正式于2013年1月由商务出版，这不得不感谢陆兄与永波先生两位资深出版家的出力协助，使钱师《中国经济史》得能再版。 　　这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在原先《信报》刊出之专栏基础上，将内容略作整编分章，“绪论”以下，分为13章，主要是第四章起至第十二章，分述秦、西汉、新朝、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等历代经济。其特别之处乃是，钱师采取“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策。首三章详述“中国古代农业”“井田制度”及“封建时期的工商业”，最后第十三章亦是其他同类书所无的专章，名曰“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全书篇幅特多的是第八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因为此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朝代特多而复杂；其次是“唐代经济”的第十章，其中谈赋税制度特详，又谈盐政漕运及海陆交通及对外贸易的大盛，还特别谈到交通驿站并议论其得失利弊。 　　至于各章节中较为简略的，则将宋元两代及明清两代各合并一章。有读者告之，似觉简略些。其原因是钱师备课时，可能讲述古代较详细，再加上每周只上课三小时，其间遇到放假停课则授课时间变得更为不足；亦可能钱师觉得逾是近代，便较易耳熟能详，争议亦少些，因此简略些，想无大碍，此乃笔者个人一些想法。 钱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