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革命理论发展简述.doc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革命理论发展简述 　　摘要：本文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革命理论的发展情况，讨论了结构性视角的产生、其遇到的反思和挑战以及“接合”视角的出现，并就20世纪以来西方革命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做了一简要总结。 　　关键词：革命理论 结构性视角 接合 　　在西方学界的语境当中，“革命理论”即是研究革命的含义、分类、原因、过程以及结果等方面的理论。在继承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社会学的遗产的基础上，革命理论在二十世纪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其理论的解释力和概括性也越来越强。国内外均有学者对于革命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发展情况（以斯考切波的《国家和社会革命》为界）做了较为完整的总结，本文拟理清80年代以来革命理论的发展情况，并对革命理论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做一总结。 　　1.由《国家与社会革命》开启的结构性视角 　　学界普遍认为，斯考切波在1979年出版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是所谓的“第三代革命理论”的开山之作，其著名的“革命是发生的（happen），而不是创造出来的（make）”的论断，可谓是第三代革命理论――结构论视角――最为精炼的概括。 　　所谓“结构性视角”，指的是从客观存在的不同群体及其关系出发，来解释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斯考切波为代表的结构论者关注的是不同群体和机构的性质及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革命》前前后后的其他著作不断为结构论添砖加瓦，总的来说，结构性视角关注的是以下结构。 　　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国家不同的结构和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主性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无论是与精英还是与大众。在国家结构和性质上，艾森斯塔特认为，封建帝国式的国家容易产生革命，斯考切波则认为农业官僚主义国家容易产生革命。斯考切波还提出了国家性质与革命可能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三个因素――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决定了革命的可能，三个因素的程度越高，则革命可能性越小。 　　精英自身的性质以及精英之间的关系。如艾森斯塔特就认为，与其他精英具有紧密联系的精英在上台后比较倾向于建立相对多元和开放的政体，而较为孤立的精英则容易建立保守的封闭的政体。还有学者指出，精英分裂并不足以导致革命，只有精英之间的“极化”带来的尖锐冲突才会导致革命。 　　农村共同体的结构，包括农民与国家、地主的关系，也包括农民内部的关系。佩杰（Jeffrey Paige）的《农业革命：不发达世界的社会运动和出口农业》就是一例。其实早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就指出了农村共同体团结和组织程度对于革命的影响，斯考切波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论证。 　　城市各群体尤其是工人的性质及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佛兰（John Foran）认为，70年代革命理论不重视城市的原因在于拉丁美洲基于城市的游击战的失败带来的失望，与越南的农民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0年代的学者开始强调城市暴力的作用，同时探求基于城市和农村阶级联盟的更为平衡的理论。学者们认为，阶级联盟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胜算，但是在革命之后也会陷入分裂的痛苦之中。 　　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的影响。除了斯考切波强调的经济和军事竞争之外，学者们还强调了跨国的意识形态影响、直接的军事和外交干涉的影响、“依赖性增长”机制的影响甚至是跨国组织的影响。 　　其他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群体的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的《前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叛（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考察的是人口增长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在整个亚欧大陆上，17世纪和18、19世纪之交各有一次广泛的革命浪潮，这是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的：人口增长带来了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潜力和严重不满社会情绪的下层人群，加大了国家和知识精英之间的距离，不断促进着精英之间的分化和斗争。还有学者从性别、宗教和种族群体的角度，考察不同的群体在革命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2.对结构性视角的挑战与纠正 　　针对以《国家与社会革命》为代表的结构性视角的种种批评，实际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理性选择理论和行为主义的批评，要求关注结构之中的行为者（agent），要求关注领导（leadership）和网络（network）在革命中的作用；二是来自文化理论的批评，要求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从这两个方面，革命理论在八九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2.1领导与网络 　　早在1964年，沃尔芬斯坦（Victor Wolfenstein）的《革命人格（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便研究了列宁、托洛茨基和甘地的革命生涯。在八九十年代的革命研究中，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