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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民收入的金融供给弹性实证分析 　　摘 要：通过对1990-2009年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和农林牧副渔产出等五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产生了负面效应，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民增收的效果并不显著，而农民增收主要来源于农业产出。最后针对不同的金融供给变量供给有弹性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收入；金融供给；弹性 　　作者简介：嵇正龙（1982-），男，江苏沭阳人，宿迁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8；F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65-03 　　一、引言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省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位居前列。但与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类似，经济的二元结构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要如期完成“两个率先”的目标，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三农的现代化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内容，三农的现代化迫切需要金融支持。受限于农业生产处于分散经营的状况未能改变，很难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受自然气候极端变化的影响，江苏农村金融供给主要是政策性金融主导，商业性金融辅助的混合供给格局。政策性金融供给主要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支农支出或农林水事务支出；①商业性金融供给包括乡镇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② 　　从图1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江苏农村金融供给沉陷快速递增，其中乡镇企业贷款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居于前列，其次是农业信贷，而一般财政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一项的规模和增速都较慢。 　　农村金融的供给总体增长，无疑为江苏三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是体现农村金融贡献的重要指标之一。 　　由图2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江苏农村人均纯收入在多方面因素的促进下，呈现快速上涨趋势。在现有的金融供给格局下，细分各类金融供给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探讨农村金融供给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的相关研究，在肯定农村金融供给对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的同时，也提出了政府主导的补贴型农村金融供给存在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Barro， 1992；Jim，2005）。通过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揭示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Greenwood and Jovan，1990；Banerjee and Newman，1993）。但是经济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体系低效率（Koester，2000 ），农业的生产风险难以控制（Townsend，2001），导致农村金融供给效率较低，而且政府补贴的农业信贷体系扭曲农村金融市场（Jensen，2000）。 　　国内研究有人认为三农的发展需要金融供给的支持，特别是在现阶段财政性金融供给非常重要。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财政支农政策的支持（孙长清，2006），因为增加财政支农的总量和提高财政支农的结构效率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推进农村市场化（冷志杰，2005）。也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因素制约下，我国农村金融供给效率较低，甚至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从农村居民储蓄比率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温涛，2005）、农村存款余额与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比率（刘旦，2007），以及对农村信贷与农民收入进行回归分析（许崇正，2005；温涛，2005）、应用VAR模型分析农民收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杜兴端，2011）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认为现行的农村金融供给抑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是应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而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农业贷款促进农民增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乡镇企业贷款不仅没有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农民收入的增长（余新平，2010）。究其原因，纵向控制的、条状的金融体系以及贷款风险硬约束、存款成本软约束的激励机制使金融支农政策的效果难以有效发挥（潘敏，2002）。而且现有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具有显著的反均等化效应和挤出效应（马拴友，2003），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并使二元社会结构固定化（傅道忠，2004）。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必须达到一定临界水平才能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龙海明，2008），应整合财政金融支农政策，提升支农政策的杠杆效应，在此基础上加大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