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聂隐娘》里的儒、法、道.docVIP

《刺客聂隐娘》里的儒、法、道 　　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在大陆的第一部公映电影《刺客聂隐娘》，一上映便引起热议。艰深的古文对白，近乎于无的人物表演，以及看似无起伏的剧情推进，让很多等着侯导用长镜头和东方电影美学“造梦”的观众，真的当场睡着了。 　　取材自唐代传奇故事，以中晚唐“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为背景，聂隐娘的故事里，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比说出来的还要厚重得多。 　　实际上，聂隐娘非如传媒所言的新武侠的回归，这不仅仅是一个“杀手下山，杀不了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放归历史视野，既讲政治又讲道德的故事，是杀伐决断的帝王术与黄老无为的帝王术之间微妙的博弈。它体现了唐朝中晚期，儒、道、法思想力量的对比。简言之，这是看似出世的侯孝贤，创作的一部入世的政治童话。 　　当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去向的思考――从土地捆绑、政治从属和家庭伦理关系中，挣脱了束缚的人（或女性或游侠或门下刺客）的命运去向。 　　政治权术：一个游侠故事的正确打开方式 　　放下侯孝贤长镜头的气韵之美和武斗场面不谈，《刺客聂隐娘》拍的不是一部武侠片，而是一部政治片。 　　聂隐娘是虚构人物，但相似的故事存在于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中。故事对应的当朝者，可能是唐德宗或唐宪宗中的一位。“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权力衰败旁落，藩镇首领凭借手中的财权和军权对抗中央政府，地方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从中晚唐的唐顺宗到唐德宗、唐宪宗，均反对藩镇割据，并采取大力整顿土地和财政的中心策略。 　　不过，历史上在大手笔打压藩镇的“宪宗中兴”之前，德宗的“永贞革新”期内，曾有过藩镇的休养生息阶段。中央与藩镇的关系表面亲密，屡屡和亲，而内在矛盾蓄势待发。田绪、田季安时代的藩镇――魏博，就存在于这一时期。 　　魏博是安禄山势力范围中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影片中，代表中央皇权的唐德宗之女嘉诚公主与代表藩镇外来势力的元氏，争夺魏博的控制权。魏博的实际控制者――田绪的小儿子田季安，既是嘉诚的养子，又是元氏的丈夫，是一个政治立场颇为微妙的人。 　　田季安是聂隐娘表哥，之前有婚约。出于政治考虑，田家要与元家结亲，田季安娶了田元氏，聂隐娘成为政治牺牲品。此时魏博与中央的关系还算和睦。嘉诚去世后，田季安与中央权力的关系趋于破裂，流放了嘉诚的一位旧部――聂隐娘的舅舅田兴。这让聂隐娘的父亲聂锋――另一位嘉诚公主旧部和藩镇保皇派十分为难。等待聂隐娘完成的，是一场为了权力，“剑道无亲”，姨妈杀外甥、表妹杀表哥的政治暗杀。 　　彼时，河朔的藩镇一直有训练刺客的传统。田季安的祖父、魏博的第一代藩镇田承嗣，就曾经指派刺客，暗杀了卫州刺史薛雄，吞并了薛雄控制的相州和卫州。 　　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充斥着“杀伐决断”的阴谋和帝王术，属于典型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暗杀的故事。代表保皇派利益，奉师命刺杀田季安的聂隐娘，与空空儿这样的藩镇刺客，实质上都只是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暗杀工具。故事到此为止，聂隐娘被赋予的角色还只是门客，而不是一个义士或游侠。 　　止杀之杀：从欲杀到不杀的刺客命运 　　所谓“人之所欲杀”。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豢养刺客于乱世，进行政治或军事“刺杀”的传统。 　　封建社会每临乱世，以“仁爱”、“礼教”为根本的儒家思想，其统治地位一经打破，很容易就屈从于法家思想，而在“刑名之学”的法家思想中，清算异己、维护统治的严刑峻法与刺客暗杀之间，存在着暧昧重合的灰色地带，刺客的存在在特定时期被默许鼓励。聂隐娘这一类刺客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 　　尽管片中的聂隐娘出身世家，是镇压藩镇势力的秘密武器，是保皇派的“自己人”，但在她身上，也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唐代刺客们的出处。“安史之乱”之后，北民南逃，以田地为基础的户籍制度也随之崩溃。唐代宗时，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不再“以土地控制户籍”，出现更多失去土地的流民，其中一些孔武有力者，便成为中唐刺客的群众基础，为地方割据势力所豢养。在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这样看待他们――仅仅是游民，缺乏“侠”的自觉，看重利益，容易被当成杀人工具――精精儿和空空儿就属于这样的刺客。 　　所以，从“人之所欲杀”变为“止杀”，是从对雇主完全效忠的“游民刺客”，向有是非判断的“义士游侠”转变的关键。但也极易被偷换概念，“止杀之杀”，可以是“用法律代替杀戮”，也可以是“杀一独夫贼子能救千百人。” 　　面对自己的前恋人和暴君表兄，一个正在自我觉醒中的刺客聂隐娘，就处于这样杀与不杀的矛盾中。 　　另一方面，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虽然“侠”可以为君主所用，也可能反过来威胁到统治。刺客本身是不容于礼教和法律秩序的存在，所以以儒家和法家为统治理论的封建权力者，在利用完刺客后，是一定会“秋后清算”的。秦汉时期颁布的《游士律》就大大清算了一批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