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夏骤至》中边缘人的福柯式解读.docVIP

《去夏骤至》中边缘人的福柯式解读 　　摘 要：田纳西?威廉斯在其剧作中刻画了一系列边缘人物，如疯癫者、同性恋、逃亡者等。疯癫女性凯瑟琳和男同性恋者塞巴斯蒂安是田纳西?威廉斯在剧作《去夏骤至》中刻画的两名边缘人物，本文试图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探讨上述两人如何被边缘化及其边缘化背后隐藏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边缘人；疯癫；同性恋；福柯；权力话语理论 　　引言 　　田纳西?威廉斯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剧作以曲折离奇的情节、诗意动人的语言和亦幻亦真的舞台布景享誉国内外。威廉斯在剧作中坚持探索人性的隐秘角落，揭示了人性的复杂面和阴暗面，展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尤其能体现这一主题的便是剧作中边缘人物的塑造，威廉斯在作品中刻画一系列敏感、孤独的边缘人形象，如同性恋、疯人、流浪者等。本文以《去夏骤至》中展现的边缘人为例，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边缘人如何在权力机制的运行中被边缘化及其社会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话语本身即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组成部分，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1]。权力处在不停地斗争变化中，当某种权力机制占上风时，它便会产生与之利益相适应的一套话语机制来“规训”人们的言行，以巩固它的地位。自古典时期以来，启蒙运动推崇的理性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意识，理性社会以知识的名义划分了正常/非正常，理性/非理性等范畴，问题儿童、同性恋者、制造麻烦者、疯子等都被划分到理性社会所排斥的非正常范围内。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自文艺复兴时期起社会对疯癫的定位，并指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2]。根据他的权力话语理论，“疯癫更接近一个能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注入不同的内容” [3]。 　　一、疯癫女凯瑟琳的边缘化 　　《去夏骤至》中凯瑟琳目睹了塞巴斯蒂安被一群饥饿男童残食的恐怖场景，精神受到重创，萦绕在脑海中噩梦般的回忆让她不得不道出事实的真相，然而塞巴斯蒂安的母亲维内博夫人为了维护儿子的名誉，不惜一切代价想阻止凯瑟琳的“胡言乱语”。她先是把凯瑟琳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各种物理治疗，而后企图贿赂医生让凯瑟琳接受脑叶蛋白质切除手术，最终达到彻底使凯瑟琳“失语”的目的。《去夏骤至》中凯瑟琳被认定为疯癫是因为，她在一个文明至上的社会中讲述了一名男同性恋如何利用人力财力获取性服务以及最终如何活活被人吃掉的野蛮故事。塞巴斯蒂安的母亲维内博夫人代表了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她对凯瑟琳讲述的真相的极力反对表明了主流文明社会对异己力量的排斥。文明社会要求人们具备体面、高雅的行事作风，一切言行都不能超出既定道德规范，个人名誉是个体在社会交际圈中得以存活下去的重要保障。凯瑟琳揭露出的可怖真相不仅是对塞巴斯蒂安个人名誉的损害，也威胁到整个文明社会的道德体制，因此文明社会的代表人维内博夫人将尽一切努力使凯瑟琳停止真相的曝光。如前文所述，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文明社会对话语的暴力、危险、混乱和好战性深感恐惧，因此文明社会要实现对异己者的排斥和驱逐主要在于剥夺他们的话语权。 　　福柯认为外部力量对话语的控制作用主要表现为排斥和禁止，“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说我们喜欢的东西” [4]，如果说话人所说的话语对主流社会造成威胁，那么他势必被边缘化并遭受惩罚。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监狱、工厂、学校、医院等都是为权力服务的机器，他们打着知识与理性的名号对个人身体进行管理、改造和控制，最终制造出“顺从的身体”。剧中对凯瑟琳实施规训的地方便是圣玛丽修道院以及狮眼精神病院，从凯瑟琳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病人在修道院的一切行为举止都收到严格的控制，“只有当你去见家人的时候他们才让你去美容院修饰一番，其余时候你都看起来非常可怕”，“只有当我拒绝吃粗燕麦之后我才能自由在院子里活动” [5]，剧中医生也对狮眼精神病院做了可怕的描述，“整个病房就像一只日夜灯火通明的圆鼓，看护能观察到病人的任何一个表情或动作的变化以便在他们准备袭击别人的时候及时抓住他们” [5]，除此之外，医院还对病人进行一系列物理治疗，如胰岛素休克、电击治疗等，所有这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即让病人在行为举止上符合正常的道德规范。当维内博夫人发现修道院的治疗依然不然阻止凯瑟琳的“疯话”时，她决定把凯瑟琳送到狮眼精神病院进行脑叶蛋白质切除手术，以便让她失去反抗意识和正常智力，变成“顺从”的弱智，此时凯瑟琳接受的“规训”来自代表理性的自然科学，医生成为科学的代言人并借助科学的力量行使着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最终让非理性彻底失去话语权。 　　读者可以看出，剧中凯瑟琳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疯癫，一开始她只是因为看到塞巴斯蒂安遇害的场景受到惊吓，她需要向他人说明真相来排遣内心的恐惧，然而维内博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