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华，浴血太行山.docVIP

王定华，浴血太行山 王定华在家中。 　　抗战老八路王定华今年已96岁高龄，住在北京市西二环边上的国务院宿舍大院里。9月4日，在纪念抗战胜利大阅兵的第二天，记者见到了老人。当时，他正在里屋摆弄电脑，旁边还搁着一个一米高的氧气瓶。“采访您的记者来了。”女儿王平告诉父亲，并搀扶他走到客厅。“抗战胜利70周年，父亲仍健在，还应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见证了这一时刻，这是他的造化和运气，也是我们全家的荣幸。”王平对记者说。 　　老人腿脚不方便，但眼不花、耳不聋，王平说他什么都记得。招呼记者坐下后，王老递过来一本书。这是他写的回忆录，书名叫《征程回忆》。2003年，北京闹非典，不能外出，老人索性待在家，对着录音机和电视学起拼音，“玩”起了电脑。7年时间，老人一字一句地敲出了这本400多页的书，回忆他的抗日征程，还有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老人说，他是为了抗战那一代人而写，这也是他离休后的心愿。 　　以血还血打鬼子 　　前两天，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招待会，由中央安排我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参加了这一重要活动。在现场，我见到了一些抗战老同志。他们和我年龄都差不多，不少是拄着拐棍、坐着轮椅来的。但个个精神抖擞，穿戴整齐，胸前佩戴着勋章。大家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都回忆起在战场上的那些岁月。就像我书里写的――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武陟县东白水村，出郑州往西北方向，过了黄河，个把小时车程就到了。我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那一年。1937年4月，我在城里的小学当旁听生备考中学，上级教育部门来视察，见我一个大高个学习这么用功，就跟我聊了起来。后来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共产党在当地的外围组织青年救亡读书会，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1月，我参加了八路军，不久还去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接受军政训练，1939年4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春节刚过，日军占领了道清铁路，即从河南道口到清化镇（今河南博爱县）的铁路线。国民党的武陟县县长刘元弃职跑了，其他政府官员也纷纷逃往黄河南边避难，武陟县成了没有政府的“空城”，人心惶惶。我奉命担任游击队小队长，带着几十个人进城维持秩序，从东西线的道清铁路北边打到南边、南边又到北边。当时我们的武器不敌日伪军，他们白天活动多，我们就埋伏着，等到晚上再出击。 　　有人问我有没有亲手杀过敌人，当然有！有一次战斗，我们打伏击，长短枪哗哗哗扫射，日本鬼子瞬间倒了好几个。以血还血，当年就是这样抗击日本鬼子。有一次，我们也遭到了敌人伏击，冲在最前头的大队长不幸中弹。我们过了铁路才察觉少了人，回头找时发现大队长牺牲了。 　　后来，我们的队伍发展到了平汉铁路。1940年至1941年间，游击队打开了更大的局面，我们在汉阳、周口建立了政权，敌后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起来。在安阳革命根据地参加战斗时，我中过一枪。当时我们去东水村开展工作，被反动武装盯上了，对我们打枪阻击，我的右腿不幸中弹，现在腿上还有留下的伤疤。 1984年，王定华和母亲在老家的合影。 　　抗战八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太行山一带进行抗日斗争。先后在八路军太行南区5支队任中队长，晋冀豫3支队、赵（基梅）谭（辅仁）支队和129师新一旅任民运科长，长期从事八路军动员民众和领导游击队的工作。 　　在延安迎来抗战胜利 　　在太行山的日子很苦，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而且漂泊在外也很想亲人。因为战争，家人很多都失散了。我们家兄弟6个，我排行老三，加入八路军后我几乎没见过他们。 　　家里人因为我的身份，遭了不少罪。有一年秋天，日伪军侵占了我的家乡东白水村，有人向敌人密报我是八路军游击队小队长。我母亲就被抓到炮楼里吊打，逼她把我交出来。后来还抄了我们家，烧了大部分房屋。家人也因此流离失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沁河北一带避难。 　　尽管遭受这样的磨难，母亲仍然坚决支持我闹革命、打鬼子。我心里最难过的就是让她受了一辈子苦。母亲面对日本鬼子和伪军汉奸从未低过头，和抗日电影里那些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一模一样。前线的生死经历，我很少同母亲讲，但战斗中留下的伤疤却瞒不过母亲，她也只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日本鬼子心狠手辣。进村扫荡时，他们把村里的青壮劳力集中在一个大山洞里，要么在脖子上砍一刀，要么直接射杀。还有更可怕的毒气战。一次，敌人把两枚毒瓦斯弹藏在我们炕头，看上去像一个大手电电池，大概50厘米长。当时有人发现后，还以为是个稀罕玩意，搬到院子里展示。我也很好奇，让战士揭开铜帽子，想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一时间白色气体“刺刺”往外冒，我只觉得呼吸困难。很快，院子里的毛驴被呛晕了过去，大家这才意识到不对，赶紧往外撤，跑到村外漳河中，在水里反复冲洗，才大难不死。 　　1943年秋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