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docVIP

“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 　　摘要：章学诚一生治学处于“知难”的挑战下，而不被时人理解。在此心理事实基础上，针对考据学派、义理学派和辞章学派的解《诗》理论，他建构出以兴象和诗教解《诗》思想。包括重视《诗》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以《礼》约《诗》，设身处地的理解《诗》产生的时代语境。最终实现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家的学术理想。章学诚的这种解《诗》思想以明道的角度，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源流意义，贯彻了与之相始终的“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章学诚 解《诗》兴象 诗教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67-72 　　自诩“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上钱辛楣宫詹书》）的章学诚，虽然近代声名大噪，如日中天，但于考据之学盛行的十八世纪却是另外一副面目，他在《文史通义》卷四《知难》篇中描述自己“知难”的境遇时，称“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后来治章氏者并没有深究这段话的丰富内涵和它在章氏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这段话可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在考据风气影响之下，章学诚孤独无助、知音难觅心态的反映，这种不为世人所理解所接受的论述于章氏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说：“辈朋征株，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惊诧为异类者。”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文史通义》“传稿京师，同人素爱氏文哲，皆不满意，谓滔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平日为汶布类。”这便导致章学诚“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压抑封闭心态。由此可知章学诚一生面对着“知难”的生存境遇，“寂寞以致孤愤”。其二由“知姓名”到“知声容之与笑貌”，超越到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反映了章学诚的洽学路数。即突破世人常规学术研究思维，深入到事物内在生成语境，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六经皆史”说，将载道之经置换成具体历史语境下“典章制度”之史。如将上述两点并观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深味理解之难的章学诚在现实压力下，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解释学理论，其主要体现在对以“六经”为中心的经典的阐释，以应对现实极端的挑战。这里需补充一点，余英时先生大作《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对章氏与考据学派的“考据挑战”关系论述详细，实为学术经典，但未涉及对解经思想的影响，更未注意到这种挑战实际上具有普遍性，不仅仅关涉到考据一派，与辞章、义理也有紧密关系。章氏据此形成的解《易》《书》等思想需另外撰文论之，今就章学诚解《诗》缘起与内涵做一番考论，以窥一斑。 　　一、兴象――对考据学派的反应 　　章学诚一生论学面对着考据学派的“考证的挑战”，反对追逐时风，走出一条异于时俗的学术路数，他在《家书二》中对自己评价道：“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于自度也。”这一评价颇为中肯，大概章学诚以校雠明道，道降而为史。考据学派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必有渐。”因此，主张“圣人之道在六经”。在此种学风异趣影响之下，两派解《诗》必有不同。 　　大体言之，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解《诗》主张以词通义，反对以志通词。戴震《毛诗补传序》云：“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节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之，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义，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一臆见定也。”可以看出遵循贯彻了“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固有的解经方式，强调解《诗》的客观性和字义性。章学诚解《诗》完全是对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反叛的结果，他在《朱先生墓志书后》表达了对这种解《诗》的看法，云：“今之功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而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子日：凡为文辞，亦略识字。……韩之之立言，如《五原》《禹问》诸篇，昔人谓与孟、杨相表里者，其中仁义道德诸名，修齐治平诸目，不知与六书者画，有何隐澳未宣究也。……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月，或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于此也。”在这里，章氏反对训诂考据家解《诗》方式已经说的很明显了。但是，他所主张的读《诗》而知义理的途径又是如何加以实现的呢？ 　　章学诚拈出《易》中之象例和《诗》中之兴例，解《诗》重视从兴象的角度出发，提出兴象相通的观点。《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下》云：“《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又云：“《易》象虽包六艺，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