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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消费角度谈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思考 　　摘 要：我国新企业破产法在2006年8月27日颁布，但其并未将自然人个人纳入破产主体范围，通过考查破产法的发展历史，总体趋势是从个人破产向公司、个人乃至公法人破产的过程。我国至今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笔者深感遗憾，试从自然人投资消费角度论述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破产；自然人；投资；消费 　　一、破产的起源 　　“破产”——英语“bankrupt” “insolvency”均有此意。从词源上来看，bankrupt一词源于意大利语“bancarotta”（也有学者认为该词源于拉丁语“Falletux”，意为失败。“banca”意为“板凳”，“ rotta”意为“砸烂”）。在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城市中，当时商人们在市中心交易市场中各有自己的板凳。当某个商人不能清偿债务时，他的债权人就按照交易习惯砸烂他的板凳，以示其经营失败。早期的破产主体范围限于自然人，法人破产是在自然人破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纵观各国，自然人破产制度是诸多国家破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破产制度的研究及发展 　　遗憾的事情是，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我国对于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在1994年11月18日，企业破产法修改小组组长吴春生同志在北京召开的“94’产权流动与破产实务研讨会上的发言中介绍了个人破产是否立法”的三种观点。此前此三种观点并未见诸文字。此后，关于破产的专著开始有专章讨论个人破产制度。旧破产法修改过程中，虽然关于个人破产问题的讨论相对密集，但很多停留在是否立法的问题表面，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此后，对于个人破产问题的研究愈加深入。1986年我国出台了适用于国企的《企业法人破产法（试行）》，此外又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破产还债程序，将破产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企业法人，后经过12年多的修改，2007年颁布生效的新破产法适用于各类企业组织，进一步扩大了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但仍将自然人排除在破产法调整范围之外。 　　通过考察各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发现，破产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商人破产主义向一般破产主义的发展，具有破产能力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商人破产主义，是指破产法只能适用于商人，非商人不具有破产能力。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一般破产主义，是指无论对商人还是对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采用此立法主义的有德国、日本等国家。破产主体从个人破产向公司、个人乃至于公法人破产的过程，象我国这样，很有可能从企业破产向个人破产乃至于一般破产扩张适用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问其原由，则是因为意识：我国传统观念中，人们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为天经地义、亘古不会改变的法则，如果债务不能清偿将永世不得翻身，所谓“父债子还”正是这一观念的逼真写照，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使人们难以接受个人欠钱不还的观念，成为破产免责主义确立的障碍；我国历来重农抑商，工商业发展的空间十分狭小，这也抑制了个人破产程序的萌芽。 　　我国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模式，制度的确定原则上是以法典的编纂为标志，通过国家有计划立法规划推动学术研究和立法进程，包括研究经费、研究人员及进行调查研究论证的活动组织，个人破产制度长期缺乏立法刺激，学术研究因此缺乏动力。个人破产的立法倡议易受到来自我国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的挑战，因缺乏有力的反驳，因此形成一段时期的共识。如有人认为，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目前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还不是超前消费，还没形成个人破产的市场；我国还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诚信制度，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健全，银行体制建设也不完备，个人破产的监控难以实施；个人破产会给一些人逃避责任提供方便。 　　三、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思考 　　对于在当前是否有必要将自然人个人作为破产的对象，目前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否定者认为：目前还缺乏经济基础；因征信体制不完善，可能冲击信用体系；对执行自然人的财产较困难；审判机构人力、财力、物力不足等。但笔者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具有普适性，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均建立有个人破产制度，这些地区法制运行环境不同，但却有相同的中华文化土壤。破产制度在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状况说明了构建个人破产制度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并不相冲突，某些制度是符合人类共同的本性的。破产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具有公认的进步性，且在中国有其生存的环境和现实需要，我们应积极完善它，减少与传统文化的摩擦并相融合，使之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笔者试从投资消费角度论述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的一些思考。 　　（一）个人经营投资的失败使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成为必要 　　个人创业已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如笔者所生活的城市-重庆，虽然政府鼓励个人创业，对微型企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