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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文学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成因 　　提 要：唐代初年文坛上出现一种矛盾现象：作家写手们在理论上把南朝文学作为“亡国之音”痛加批判，而在创作实践上却又追随南朝文学的轨辙亦步亦趋，甚至踵事增华。对南朝文学既爱且恨的矛盾在这一历史阶段表现得非常普遍，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延续性与重大社会变迁之间的不协调。 　　关键词：初唐；文学理论；矛盾；成因 　　自西晋灭亡，南北分裂，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南、北文学也各自延展出不同的发展轨迹，艺术风貌渐见差异。《隋书?文学传论》总结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1这番对比是就双方优长而言的，持论比较平和中庸，实际上也道出双方文学各有其偏至：北方文学偏于粗犷质直，南方文学偏于柔弱华靡；北方文学欠缺文采修饰，南方文学特重艺术形式。晋室南渡之后，礼乐文物播迁江南，且江南政权虽然四易其手、历经五朝，政治环境整体上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文学水平也一直为北方所远不能及。自北朝历隋、直至唐代初年，南方文化和文学长期令北方士人望风披靡、追摩仿效。但在唐代初年的文坛 　　上，明显出现一种矛盾现象：作家写手们在理论上把南朝文学作为“亡国之音”痛加批判，而在创作实践上却又追随南朝文学的轨辙亦步亦趋，甚至踵事增华。对南朝文学既爱且恨的矛盾在这一历史阶段表现得非常普遍，究其根本原因，应当在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延续性与重大社会变迁之间的不协调。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政治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而趋向大一统，原先各自成长、性格各异的南北文学也必将逐渐融为一炉，但在南北文学充分整合为全新的大唐文学样貌之前，南方文学的绝对优势自有其历史惯性，它不会随着政权统一而立即改变，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提出了改变它的要求。初唐文章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正是南、北文学磨合阶段最鲜明的表征。本文拟揭示这一矛盾现象的普遍性，并从革新需求和守旧取向两个方面对其成因予以说明。 　　一、初唐文章理论和实践的普遍背离 　　唐太宗嗜好南朝文学和艺术，诗、文仿效徐陵、庾信，书法服膺王羲之，均造惟妙惟肖之境，亲自为敕撰《晋书》王羲之、陆机两人的传记撰写传论。唐太宗在做秦王的时代就设置了文学馆，其中招纳了大量南朝灭亡后北迁的文士，陆德明、褚亮、蔡允恭、虞世南、姚思廉、许敬宗、颜相时等皆在其选。武德九年即位之后，他将文学馆扩大为弘文馆，论政之外兼及诗文。唐太宗在政治、军事上堪称一代英主，但在文学上却如隋炀帝，在南朝脂粉气浓厚的文学道路上甘心驰骛。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两位天子的独特爱好，南北朝后期以来，以徐陵、庾信、王褒为代表的南朝华艳文风早就征服了北方皇族、权贵和大量一般士夫，直到武德、贞观时代，华靡浮艳的文学追求依然是文坛主流，隋炀帝和唐太宗不过是浮沉其中、未能免俗而已。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翁元圻注引苏轼《书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正文则引郑獬的话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谓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1 　　然而唐太宗在理论上持论颇高，他不但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文学好尚，反而对南朝和隋代帝王喜好文学加以讥弹。2贞观三年（629年），诏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魏征等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636年）全部修成。此五代史虽然作者不同，亦存在官修、私撰的区别，然而它们在论及南朝文学和作家的时候，所采取的立场和论调却有比较明显的一致之处，大抵对南朝浮艳文风都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提出了文风改良的主张。比如《周书?庾信传论》说他“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贬其为“词赋之罪人”。3《北齐书?文苑传序》说：“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4南北朝史书的修撰，缘自唐太宗的诏命，其中的文学评论，自然也不可能背离太宗的理论框架。于是在君臣的相互协同配合之下，贞观时代的宫廷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呈现出明显的矛盾：一面痛诋南朝文学之浮华，一方面又沉溺在南朝浮华文风中不能自拔。贞观君臣每每是“宫体”诗文的高手，却又每每在口头上大义凛然地把“宫体”贬得一文不值。《唐会要》卷六五、卷七六各载一事，颇能描绘出唐太宗君臣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上不能一致的困境。第一件事，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则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