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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 　　[摘 要] 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应当以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为时代背景，以服务民生为最终目标，以法治为强制保障。在此理论视角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需要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重构治理主体，在限制与开放的平衡中调配治理权力，在传统与现代的互补中优化治理方式。 　　[关键词] 治理；司法行政；宜昌 　　[中图分类号] D9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2-0026-05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沿环节，因此，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的意义不容忽视。本文在治理的视角下，以湖北省宜昌市的“法务网格工程”为个案，探索具有现实推广意义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之路。 　　一、理论框架：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 　　英文“治理”的词源出自希腊文的动词“操舵、驾驶”，西哲柏拉图最先在隐喻意义上指称城邦的管理。在西方国家，“治理”在社会科学领域隐匿两千余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再度勃兴，迅速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并随即移译国内，与“全球化”、“第三条道路”、“合法性”等学术新词一道成为当下学术讨论的前沿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强调阶级统治到提倡社会治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转向和革新的一个标志。因此，法学在研究分析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具体问题时，以治理为视角，对制度创新不无裨益。 　　治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治理本身存在多种涵义。治理学说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罗茨在其广为引证的《新的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一文中将治理归纳为6种不同的用法：（1）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偏重利用市场或准市场的方法提供公共服务；（2）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意指指导和控制组织的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提出要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官僚；（4）作为善治的治理，构建以效率、法治、责任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强调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互动和妥协；（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建立基于信任与互利的社会协调网络[1]。我国的部门法学各自吸收治理的不同涵义，结合我国实际开展研究，其成果包括民商法领域的公司治理结构、行政法领域的软法理论、国际法领域的全球治理模式等等。然而，西方治理自身的立场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政权架构的制度体系和具体的社会状况存在着紧张关系：从国际秩序的层面看，“治理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而否定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其推行国际霸权政策寻找借口”[2]。从国别传统的层面看，即便是“目前美国使用最广泛的介绍中国政治的教科书”《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公民社会的模式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状况”，而中国真正需要并正在推行的治理则是“以其他的国家-社会互动结构来取代终生隶属于单位管理的模式，包括发展能够管理社会行为和裁决资源分配争端的法律体系”[3]。 　　综上所述，西方政治学者同时看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试图将社会这个中间层由边缘推到权力中心，由此诞生治理。但是，“国家（和政府）在众多水平上的治理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离开了国家这一‘中心’，所谓的多元治理主体、多中心的协同几乎是不可能的，碎片化的社会是无法匡正市场和政府的失败的”[4]。据此，本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是指“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具体包括三层内容：第一，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以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为时代背景。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如果忽视或者背离这个时代背景，所创新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将流于纸面而缺乏现实指导意义。第二，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以服务民生为最终目标。治理的合法性在于治理活动所关涉主体的内心同意和认可，民众的满意度保证了治理的权威和秩序。如果未能达到这个最终目标，所创新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将失去民众的认可而难以实施。第三，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以法治为强制保障。治理在消解政府作为国家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时，面临社会管理权力的再分配问题，法律是现代社会规范权力最有效的手段。就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而言，对原有机制的突破需要法律发挥指引作用，对新设机制的认可需要法律发挥评价作用，对新设机制的推行需要法律发挥规范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依法治国就是依法对权力进行分配和治理。 　　二、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重构治理主体 　　欧洲的启蒙运动将国家从教会中解放出来。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