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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摘要：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当取决于民法原则、目的和司法问题之解决，而不仅由单纯的一般概念和法学概念推导决定。民法理论上，民事主体拟制属性和民法公平原则与目的均支持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填平补偿法人非财产损害，对法人非财产损害引起的大规模自然人精神损害的补偿都急需法人精神损害赔偿之确定。 　　关键词：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民事主体；公平；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3）01-0093-04 　　自1900年《德国民法》首次将法人概念成功嵌入民事主体制度后，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陆续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制度所公认。随着社会经济和法治的互动发展，法人现已成为除自然人之外最为重要的民事主体，拥有包括人格权等在内的广泛民事权利。但法人是否有精神、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各国学说、立法各异。我国对此呈现立法否定、学界争鸣的现状，学说分歧主要源于，对自然人与法人的实体本质与法律本质的认识，以及对“精神”、“精神损害”、“非财产损害”等概念理解、接受的范围差异。少有从自然人与法人同为民事主体的共同本质、特性，共同参与民事关系，权利、义务、责任关系的相互作用，以及团体人格的利益传递功能进行解析。本文意在围绕此三点，论证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一、民事主体的拟制属性是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 　　民事主体的发展，历经了从伦理人格到技术人格的演变。自然人的主体意识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普罗泰戈拉便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论断。柏拉图认为人之为人是因具备求知、求善的品性。在柏拉图思想基础上，苏格拉底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在14到18世纪，人类两次思想洗礼中，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倡导“人乃万物之本”，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世间万物仅是人之理『生认识的对象；启蒙思想运动中，康德哲学围绕“理性”提出“道德律令”，指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而，长期以来在哲学上，人之为人以“理性”作为基础，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并非生而为“人”。 　　各时代法学理论受社会生活与哲学思潮的共同影响。长时间里，法律领域的主体人格都以“理性”为基础，或不普遍授予自然人。罗马法时代，始作法律概念指称法律上的主体地位的“人格”，便由“自由、市民、家父”三种身份构成。其“基本价值用于区分自然人的不同社会地位”。自然人同时拥有这三种身份时，具有法律上的完整人格。相反，丧失某身份，则导致人格减等。三种身份均丧失，人无法律主体资格，与物一般。在罗马法体系和康德哲学“理性”和“意志学说”的影响下，民法无法将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智力参差不齐的自然人归人民事主体范畴，而人人生而平等恰是近代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潮所要求的，因而，迫使民法运用技术手段对主体理论进行改造。第一，去除情感喜好。个体人的个性、喜好、欲望不作为民事主体的特性要求。第二，统一意志。设定通过人理性立法形成的私法为符合理性的物，是众人行为的共同法则，人有遵守自我给出的律令的统一意志即共同遵守私法。第三，整齐理性差异。事实上，理性程度不同的个体人作为法律主体，适用统一法则是不尽合理的。但对于个体人，比较无法律地位与物无异，与成为主体不合理地适用统一法则，后者还是更有利的；对于社会文明而言，赋予每个自然人不尽合理的“平等地位”，比因噎废食地不予某些自然人民事主体地位更符合大众需要和时代观念。为达到理性整齐，民法使用了经验与思维的区分的方法。以人的本质和共性为基础，将人加以想象、抽象，得到统一理性标准的“人”。经过三步剔除具体人个性特征的改造。形成的民事主体，已不再是真实的人，而是技术拟制的产物，是适合芸芸众生的统一面具。这也印证了“人格”一词的拉丁文词源“persona”的词义，即戏剧中使用的假面具。民事人格作为“面具”，为法律政策将其赋予团体组织创造了条件。 　　民事主体超越自然人，承认以商事团体为主的团体组合的主体地位，首先得益于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法律政策选择。在此之前，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逐利的需要，大量团体组织参与民事活动早已成现实。法国民法典出于政治稳定考虑，选择不赋予任何团体组织主体地位。德国民法典也没有将团体人格广泛赋予团体组织，而是设立登记获取法人地位的条件，以便国家监管。其次得益于德国民法对“人格”概念的成功的技术改造。德国法作为成文法的典型代表，尊崇严密概念体系和权利法定，而当时团体组织在宪法上的主体地位是被绝对限制的，因而民法主体一贯也为自然人。为将团体组织与自然人同置于民事主体制度中，又能达到概念体系的逻辑严密，德国民法制定者创制了“权利能力”这仅代表私法主体资格的概念，代替作为法律资格的“人格”；并使用“行为能力”区分“意思能力”程度不同的自然人和事业目的不同的法人，达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