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应对生物灾害的主要策略.docVIP

论清代应对生物灾害的主要策略 　　摘要：在应对生物灾害方面，清人注重理论宣传，以统一思想，解除人们捕杀有害生物“违背天道”、“不仁”等的心理负担；加强以技术辅导为主的经验总结和传播；重视相关的组织和协调。这些对当代自然灾害的防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生态思想；生物伦理；动物灾害；清代荒政 　　自然灾害总是以物质的形态出现，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如果没有以物质力量为工具的防灾抗灾救灾，历代封建社会传统的修德修政、祭祀祈求等，对消除灾害将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以物质力量切实地抗灾救灾，那么，修德修政就可能增强抗灾救灾的力量，而祭祀祈求也就有了神道设教的意义，也可能促进防灾抗灾救灾。朱锦琮《治经堂集》卷十五《祭蜡除蝗记》云：“古有祭蜡典，无捕蝗法，此圣人以神道设教也。”②所言甚确。在清代，应对虫灾、兽灾这些生物灾害，即使是主张修德修政、躬行虔诚祭祀祈求的官员或者士人，也几乎都是不仅仅以这些手段为限，其重点还是在切实的捕杀或者驱赶。清人有大量关于修德修政、祭祀或者祈求神灵相助消除动物灾害的文章，其中反对捕杀的是极少数。实际上，许多官员或士大夫祭祀或者祈求神灵以应对自然灾害的行为，几乎都是神道设教，切实的捕杀才是清人真正的应对措施。 　　关于应对生物灾害，和此前相比，清人在三个方面有所超越，笔者拟就此作些探讨。 　　一、统一思想认识 　　自然灾害具有社会性，应对包括生物灾害在内的自然灾害，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统一认识，做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工作。捕杀形成灾害的动物，在当时至少有两大思想方面的难题。 　　第一，捕杀是否违背天道？ 　　在“灾异说”的理论中，动物灾害是上天对某地方的警示和惩罚，那些动物是奉天命而来，那么，人们如果捕杀它们，岂不是和上天相抗？这些动物都是天地自然生成的，体现着阴阳的平衡，捕杀它们，岂不就有违“天和”，破坏大自然的和谐，而会导致更大的灾难？汉代“灾异说”流行以后、唐代姚崇以前没有大规模捕杀蝗虫的记载，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姚崇以后，捕杀蝗虫的实践渐多，宋代思想精英冲破“灾异说”的迷雾，因此，宋元明三代对捕杀蝗虫等灾害动物，极少有人站在“灾异说”的角度予以反对和怀疑。清代，“灾异说”中兴，与此相应，自然有人会对捕杀灾害动物有怀疑，由此影响到百姓。傅桐《梧生文钞》卷八《为景京兆檄属城捕蝗》云：“或谓蝗为天虫，是由天灾。祈祷宜虔，攻驱非策。循是而谈，尤为大谬。”可见如此“大谬”的人，确实存在，而且力量和影响还不小。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野鸭谣并序》云，宜兴野鸭万余食稻殆尽，而村民“前村鸣金后鸣鼓，老农焚香巫媪舞。巫媪舞，神所凭，射杀神鸭罪匪轻”②。于是，当地人竟然不敢捕杀。 　　第二，捕杀是否违背“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中国社会，几乎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优势。“仁者爱人”，在先秦，“仁”所覆盖的对象，是不包括动物的，《吕氏春秋》的《爱类》中还特别明确了这一点。宋代理学家把“仁”覆盖的对象由人类扩大到动物，程颢甚至怕自己“不仁”而放过蝎子。宋代的放生也几乎都不打佛教的旗帜，而是打“仁”的旗帜。可是，理学家朱熹做地方官的时候，领导百姓捕杀蝗虫以消除蝗灾，则绝不含糊。明代许多理学家也接受宋代理学家对“仁”的阐述，在他们那里，“仁”也是覆盖动物的。可是，明代理学家明显有忽视具体的经国济民事务的倾向，在百姓中影响不大。一些实干家如徐光启等，又多从具体的技术方面考虑。因此，空谈和实干，各行各道，矛盾就没有明显体现出来。一方面清代程朱理学进一步普及，信奉“仁”覆盖动物的人就多了，不可能不大规模地影响到百姓。另一方面，务实成为知识界的新风尚，理学家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实际上，许多有名的理学家，也是经国济民的实干家。既然“仁”覆盖的对象包括有害动物，那么捕杀灾害动物，岂不是“不仁”？既然是“不仁”，哪里还谈得上“修德”？既然和“修德”背道而驰，那么灾害怎么能够消除？如果不相信“修德”可以消除灾难，那么这岂不是否定圣贤、否定皇上？他们是可以随便公开否定的吗？ 　　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在当时社会，确实有很多人是不明白的，其中竟然还包括许多官员。官员和士大夫自己必须在思想上解决这两个问题，然后还要帮助抗灾的主力军百姓解决，才能促进防灾抗灾取得良好的效果。 　　首先，这些灾害，即使是天意使然，灾害动物是应天意为灾，人们也应该加以捕杀，这并不逆天意，也和修德相一致。柏景伟《沣西草堂集》卷六《讨狼檄》云，狼群已经伤了许多人的性命，而有些人则认为，狼患是上天对人们的警示和惩罚，那些被狼群伤了性命的人，是“劫数难逃”，他们反对捕杀狼群，说是“戕生非宜”，于是“回惑潜游，观望顿生”，都不肯承担“戕生”的责任。他们如此“修德”，却使狼灾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