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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文化多样性的冲击 　　【摘要】以电视和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日益普及，在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对文化多样性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大众媒体一方面削弱了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却又为多样性的保护和维系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运用大众媒体在不威胁多样性的同时保护和维系文化多样性是对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 　　【关键词】媒体；文化多样性；社会学本土化；人类学 　　当今世界，大众传媒日渐普及，成为人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今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有很大部分源自或经由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尤其是电视机在村落的普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记得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一进入达瑙里这个即将成为我家的村庄时……我能听到远处的狗吠声，还有衣服被搁在石头上击打的声音……突然间，我很困惑人们到哪里去了，尤其是我以前常看到的孩子们，他们几乎所有时间都聚集在村庄的街上……在这个周日的早晨，屋外连个人影都不见。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是柯克?约翰逊对刚进入田野点达瑙里村情景的描写。约翰逊选择适合田野情况和研究对象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对两个村庄进行民族志研究。目的是以不断变化的乡村生活为背景，来考察电视如何影响村民的希望、价值观、社会关系和传统。约翰逊认为，电视在达瑙里没有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反而使人们超越了年龄和性别，把人们带到了一起。然而电视在拓展了村里年轻人视野的同时也带去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特别是对都市商品和都市生活方式的渴求已经极大地增强了。这一点在那些雄心显著高涨的年轻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些愿望和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村里的年轻人变得日益傲慢、对长辈不敬的现象时有发生，村中的老人们将此归咎于电视的负面影响，认为“电视破坏了我们的文化。”从《论大众传媒语境下我国藏区“信息场”的重建与话语权的转移――以甘南藏区五村庄调查为例》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众媒体传人在我国的藏区的时候，也存在村庄日趋宁静，而院落异常热闹、年轻人日益傲慢、对长辈不敬、对神灵敬畏感弱化的现象。这两份调查虽时隔十几年，处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但却惊人的相似。在笔者阅读日本电视社会学家藤竹晓《电视的冲击》一书时，也有同样的感受，而这部书也同样描述的是电视进入日本初期（20世纪70～80年代）时所出现的一些现象。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相同的是电视进入在初进入这些地方时，都给当地社区及其成员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普遍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和心理结构（权力、性别、时空观等），交流模式和人际关系网络，日常生活观念、言行和决策。其影响的程度、方式、机制会因地而异，但是电视正在成为影响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正汇同其他的因素（如现代教育、市场经济、现代科技等）塑造着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居地，唯有这点是不可否认的。而在当下，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网络凭借着其远大于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介的影响力，将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网络的出现使媒介不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互联网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和社交环境，人们能够在其间进行社会互动。而不只是交换信息。作为一个跨地域跨时限的人际沟通与互动空间，互联网打破了传统面对面互动的人际交往模式，塑造了以身体不在场为特征的全新人际交往模式。”正如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正随着电视、网络蔓延覆盖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区域，越来越小的地方。 　　在此同时，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却越来越让人担忧，经过媒体的宣传，人们普遍意识到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丧失。然而人们却很少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一样也正在面临着威胁，这威胁就是来自于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以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性”等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上海社科院做讲座时曾提到：“全球化只是一个假象，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全球化。”贝克认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其实比不上20世纪初，现在的全球贸易只是被区分为几个贸易区，并被不同的跨国公司的不同部分瓜分和操纵。”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话语霸权”的横行对文化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世界上目前缺少一种有效遏制和制衡霸权的机制，缺乏一种公平、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并将长期持续下去。贝克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存在着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普遍主义消除文化上区别，但它也有着阴暗面，对普遍性的强调是对个体性的抹杀，在普遍主义的视角里，个别性的东西没有被看到。”可以说，普遍主义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抹杀，是霸权主义的扩张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另外，“民族主义在内部忽略差异，对外强调差异。”在这两种倾向之外，贝克提出了全球化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