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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种文学翻译在中国 　　1921年，茅盾主持的《小说月刊》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在中国第一次介绍了东欧保、匈、捷、波4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那只后的20年间，一批知识分子经由法语、英语和世界语将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于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仅看到了这些国家与民族的文学和思想，更看到了他们追求自由的脚步与不服输的精神。用鲁迅的话说，这些翻译者如“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带来了光明的消息。 　　近一个世纪以来，“普罗米修斯”们的步履始终没有停下。然而去年年底，一个逝者的消息让关心小语种文学的人备感焦虑。2009年12月15日捷克语翻译家杨乐云离开人世。在此之前，曾经翻译过《好兵帅克》与《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捷克语翻译家蒋承俊已于2007年离去。老一辈的离开，鲜活血液的青黄不接，“普罗米修斯”的“盗天火”之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危机重重：共同的困境 　　“小语种文学翻译一直是―个问题，比起大语种，小语种译者可选择的范围相当有限。”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黄昱宁这样说道。 　　“现在确实有危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易丽君教授也承认对小语种翻译后续力量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易丽君教授从1962年开始从事波兰语教学工作。几十年来，她在北外的办公桌甚至都没有挪过位置。“人才我们是一直在培养，东欧8国的语言都有，最少的时候也维持4年一届。但真正对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并不多。” 　　在易丽君看来，从事文学翻译需要译者灌注很高的热情。“就像最近刚刚去世的杨乐云，她对东欧文学是全心全意地热爱，对她的工作也带有很强的使命感。”作为《世界文学》的主编，杨乐云竭尽全力寻找每一个东欧小国的文学作品，力求将一个完整的文学版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多年来孜孜不倦“为他人做嫁衣”，直到退休后她才重新抓起笔开始翻译。在这十几年间，杨乐云又将《世界美如斯》等一批捷克文学作品带到了读者面前。“就她的年龄来说，这段时间内的成果数量是惊人的。” 　　《世界文学》杂志是介绍小语种文学的一个重要基地。据现任主编余中先介绍，曾经有一段时间，《世界文学》的编辑群囊括了10多个语种。而现在，仅剩10来个编辑，还要同时制作《外国文学动态》和《世界文学》两本刊物。对于现在小语种翻译界的后备力量，余中先表示：“年轻的译者，优秀的有，但是凤毛麟角。”面临后继无人危机的不仅是东欧一些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印地语等一些语种的人才也非常稀缺。 　　文学翻译的不景气，不仅体现为后备人才的紧缺。值得回味的作品越来越少、翻译中的硬伤越来越多，这是让翻译者更为担忧的。“前不久不还出了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的笑话吗？这反映了目前翻译界普遍的水平状况。”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语系教授任一雄看来，虽然小语种翻译遇到的问题更为突出，但是大语种同样也面临困境。他拿玉雕打了一个比方：“玉雕作品有三种境界，匠作、心作、神作。匠作易得，心作难得，神作就更不易求。学习大语种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翻得好的，也并不多。” 　　“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工作，要真正翻得好绝对不是几年的功夫。”任一雄教授由衷感慨。 　　感慨源自他的亲身体验。“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季羡林先生被打为牛鬼蛇神，穿着蓝大褂在东语系看门。”出于尊敬，任一雄经常陪季先生步行回朗润园的家。“那时候的季先生已经在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了。他知道这部史诗在东南亚各国都有不同的版本，也知道我是学泰语的，就问我泰语里有没有。我当即回答说有。” 　　任一雄当时自告奋勇要把一个梗概翻译给季先生看。但等他真正拿到泰文原本时，顿时傻了眼：“我一句都翻不了啊！那么多人名、神话和宗教概念，这没有几十年的修养是下不了手的。”后来季羡林先生翻译完《罗摩衍那》，任一雄拿到第一批翻译的4本，看到季先生有意尝试用不同体式进行翻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明白，翻译里有很大的学问。” 　　除了担任《世界文学》的主编，余中先也是业内有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对于翻译工作，他也有相似的体会：“翻译需要做研究工作，要想翻得好，必须老老实实知道别人是怎么样。”而对文风的把握、文笔的揣摩，更是一门需要下力气的“功夫活”。 　　但是，这样一份费时费力的工作，在目前的高校职称评定体系中并不被算为学术研究成果。而目前绝大部分小语种译者，是高校老师。因为这个原因，很多老师不愿在翻译上多下功夫。“这样一来，人没有积极性，没有追求的动力，怎么能出好的作品？”任一雄发出了如此的诘问。 　　“因此我们翻译工作者协会也在呼吁：要尊重翻译工作。”余中先表示，如果在高校里翻译作品也能算作研究成果，也许就有更多人愿意投入精力，也就能出一些好的作品。 　　黄金时代：外国文学的春天 　　“现在是有困境，但是我们曾经也有过小高潮。几个人把波兰文学弄得挺热闹。”说起曾经的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