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一代不要太精明.docVIP

年轻一代不要太精明 　　编者按：内地动荡期间，有很多大陆知识分子离乡别井，来到香港从头打拼，这些奋斗史虽貌似波澜不惊，却隐含跌宕，从侧面勾画了一幅中国现代史。从这期起，我们陆续刊发蔡玄晖博士的一系列访谈文章，通过这些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的老“港漂”口述历史，感受一段难忘的岁月。 　　人到中年，接触过神秘的顶层圈子，也抚慰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混迹最多的，还是营营役役的普罗大众。人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际遇不同而已。到老了，一切就都现出原形了。于是，我特别喜欢观察人，尤其是老年人。古人曰：存乎人者，观其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 　　年纪大了之后，相由心生，一辈子的心思全暴露在脸颊上，尤其是双眼，?t?g之间，善恶立现。 　　10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的活动。一位致力于助学的老校友让我印象深刻。70多岁的高龄，依然奔赴在扶贫第一线，亲自赶赴贵州，监察善款去向。活动后，我一直记挂着要给他写信，表达追随他的心意。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惰性拖延下去，甚而忘记了他的名字。10年之后，我竟然又在校友会上碰见了这位老人，并且记住了他的名字―岑超南。 　　10年之间，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对老先生的兴趣，已不仅仅是扶贫助学这么简单。我更想了解他们这一代人，生于民国，经历过抗战，怀揣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考上名校，却接连陷入各种运动中。人到中年，离乡别井，移居香港，从头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他们也曾欣喜或犹豫。大国崛起，他们却衰老了。这一生，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又是如何回顾呢？于是有了这一系列的访谈稿。 　　第一位受访者，当然就是引发此次访谈的岑超南先生。岑先生年逾80岁，面貌慈祥，笑容可掬。他身材不高，穿着朴素，总是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街坊大伯”。可是平凡的人也有不平凡的地方。岑先生的做事风格，从我向他表达想要采访他的意愿之后就表露无遗。他先是给我寄来了一些资料。访谈当日，他早早就到约定地点。访谈一开始，他又从书包里拿出几本他编撰的书以及一叠和他有关的资料复印件。 　　岑先生是广州人，省港本是一家。他谙熟粤语，又精通中英翻译，因此到香港之后，并没有出现如我想象中的港漂之苦，而是相当顺利地安定下来。也因为岑先生结婚生子都较晚，独子到香港后入读小学四年级，聪明懂事，亦不需他操心。再顺遂的人生，总有意外，他炒股曾经输掉一半身家。岑先生笑着说：“钱乃身外之物。只要不是借的，输掉就输掉了吧。”采访结束，岑先生固执地不让我请吃饭。80岁的他，又在筹划另一个慈善基金。他说，人活着，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吃吃喝喝，不是最重要的。 　　受访者：岑超南 　　访谈时间：2016年1月4日下午 　　访谈地点：香港九龙塘又一城 “日本投降那夜我通宵在街上卖号外” 　　蔡玄晖：岑老师，很荣幸见到您。能请您先谈谈您的身世吗？ 　　岑超南：我1930年出生于广州。我家是个大家族，我有5个母亲，32个兄弟。我家和香港的何善衡家族、澳门的何贤家族都有交往。日本兵打进来后，家产尽毁，我们就从广州逃难到上海。我的小学是在上海读的。后来回到广州，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家道中落，我失学做工，当报童。日本投降那夜，我通宵在街上卖号外，声音都喊哑了。天亮回家，母亲给我煮了一个鸡蛋当作慰劳。 　　我从小跟我母亲学古文，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十四五岁时一天要看一本武侠小说，因此奠定良好的中文基础。上海的英文教育又很强，小学生就要学习深入分析英文语法。18岁时我哥哥在广州开办药房，派我到香港负责采购。工作需要，我在工作之余继续补习英文。因缘际会，我拥有了扎实的中英文底子，为日后从事翻译并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奠定基础。 　　蔡玄晖：那个时候，很多人离开大陆，滞留香港。您又为什么回到广州考大学呢？ 　　岑超南：那时候，省港还没断绝，来往自由的。年轻时满腔热血报效祖国，服从国家分配，不考虑个人的。可是当时规定必须高二学生以上才可以参加高考，我只有初二学历，于是从香港弄了一张假证书，就这样去报考大学。我中英文底子好，政治答题又切中要义，数学物理发挥正常。于是考入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北大物理系。进校不久，我就主动向系主任坦白了学历造假的事情。系主任很开明，说我是凭实力考上的，既往不咎。 　　蔡玄晖： 北大5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岑超南：我运气很好，是院系调整之后第一批学生，随后几年中国政治相对安定，学生们可以专心求学。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物理系，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周培源、王昆、周光召等著名科学家都是我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物理学奠基人的叶企孙教授是我的恩师，对我很关怀。他晚年很惨，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去看望他。我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了教授、院士。那个时候，大家都拼命学习，谈对象都会被看不起，认为浪费时间、没出息。当时大家都是一心向科学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