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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辞书编纂史 　　词典本身本无意识形态，但时代不由分说在每一个版本上都烙下了印记。 　　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6版出版，此次修订新增加单字600余个，增收新词3000多条，增补新义400多项。 　　媒体认为，这一版“现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民间语文的重视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敏感，如收入“三陪”“北漂”“宅男宅女”等等新词汇。但一些词汇的落选也引起了热议，比如“神马”的落选，编纂方称是为了规范起见。 　　 　　更大的争议聚焦于“剩男剩女”和“同志”这两个词条的出局上。在7月15日的词典出版座谈会上，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对此作出解释，称之为出于价值观和社会效果的考虑。不收“剩男剩女”，是希望体现人文关怀，从尊重人角度出发;不收“同志”，则是因为“不想提倡这些东西”。 　　7月17日，《中国青年报》署名王学进文童指出，这样的编法大概是受多年来运动式思维所致，专家们低估了公众的智商和免疫力。大陆新闻网站网易则以一个名为“打码的字典装纯给谁看”的专题页面提出激烈批评，认为：“本只是记录的工具，却偏要打码装纯示人，试图通过美化社会来麻痹读者，”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指出，“同志”一词最早是在港台流，行，用以称呼同性恋的。这种代称多少是对中国政治用语的一种调侃。官方词典至今没有出现对同性肉体关系的界定，也是为了避免出现政治讽刺的意味。 　　他同时指出，修订词典，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在传统的社会里，只有王朝或当权者才有权编纂词典，并通过编辑词典来规范它所统治的人民的用语甚至是思维，因此，编词典是当权者的特权，而不是人民的权利。 　　不管怎样，相比起过去，这次“现汉”受到的争议不算什么。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化，政治不再压倒一切;现在媒体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社会、文化等生活层面上，而在三四十年前，大量的争议都集中于政治类词语上。 　　已经去世的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在1998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曾撰文抒发《新华字典》五十年感言文中说道：“几十年来有一个迷人的怪影――政治，总是缠着它（新华字典）不放。” 　　词典本身本无意识形态，但时代不由分说在每一个版本上都烙下了印记。词典编纂者的个人回忆中，更掺杂了无数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细节和段落，他们因此饱受曲折和磨难。新中国词典受到非议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部“去意识形态”、逐渐走向平静的国民个人史。 　　时隔20年的非议 1987年2月9日，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们在争相传看新问世的辞典。 　　刘庆隆，生于1924年，解放后就参加了《新华字典》的编写修订工作，此后从“现汉”的试印本到2005年的第5版修订，一直参与其中。1981年，他在《辞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lt;现代汉语词典gt;编写工作二十年》的文章。 　　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辞书研究》开展了词典有没有阶级性的讨论。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但双方仍存在共同点：认为有阶级性的，也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认为没有的，也不认为词条的选取、注释、举例都没有倾向性。只是双方在掌握的分寸上有分歧。 　　刘庆隆在文中承认，“现汉”在这方面“交了学费”，但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处理办法。对于“现汉”的批评也截然相反，一些人认为它“客观主义”，不突出政治，另一些人则觉得它“穿靴戴帽”，强加进去太多政治内容。 　　1981年刘庆隆认为，词典的注释、举例需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体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能背道而驰。比如，不能把“我们要向钱看”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句子搬到词典的例句里。 　　但他作为一名辞书编纂者同时也强调，许多词汇不仅要照顾经典定义，也要顾全实际情况。如，“国”不仅有“国家”的意思，用作“岛国”这样的场合时也需注明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剥削”不仅用于“剥削剩余价值”，也用于“避免商人中间剥削”。 　　很多人觉得，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词典的意识形态争议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像1981年讨论词典有没有阶级性这样的活动，不太可能还出现在公开媒体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 　　2000年第1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就有一篇署名师叔树的文章，《规范还是误导修订还是“修正”――（现代汉语词典gt;修订本问题展列与评说》。这篇文章的口吻和措辞，令读者仿佛倒退20年，又回到《辞书研究》那时浓厚的意识形态讨论氛围中去。 　　文章激烈地指责“现汉”：“在‘四项基本原则’一词出现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做了那么多论述以后，《现汉》竟把这一显著成果抛弃了！”这句之后，作者连用四个大段，举证“现汉”将那些有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例句大量删节。 　　该文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