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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礼记?大学》有云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对处于转型爬坡期的中国尤其重要。而让创新蔚然成风，需要像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大力弘扬创新文化，厚植创新沃土，营造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调动全社会创业创新积极性，汇聚成推动发展的磅礴力量。” 近日，《中国政协》杂志围绕创新文化的培育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 　　记者：罗主席，创新一直是您多年来关注的重点。最近您特别强调创新文化的培育，能介绍一下原因吗？ 　　罗富和：你有没有留意到苹果手机后面这几行这样的英文小字：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苹果公司加利福尼亚州设计，中国组装）。看到这几行字我心里犹如针扎一样难受。“设计”和“组装”并列，看似同等重要，却在利润上有着天壤之别。这也说明，低水平组装、高排放生产、劣质货泛滥的“中国制造”，已然走到尽头。我们迫切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如今，国家把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相继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把创新驱动列为基本国策、逐年加大科技投入和各类人才激励政策，为创新驱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资金和人力资源保障，在激发创新热情，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然不可否认，在创新的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学术造假现象屡禁不止，科研成果“泡沫”严重、成果评价普遍虚高，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有所蔓延等方面。 　　种种这些，无疑与学术道德与职业操守有关，但是制度设计也未能在“管”、“放”间找到平衡点，造成一“管”就“死”，比如过于僵化的财务管理和科研人员出国管理，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活动开展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一“放”就给一些不端行为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土壤与空间，比如科研项目中普遍存在行政化现象和科研评价机制中存在的过于量化等现象。 　　然而，究其根本，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文化，在于我国创新文化的缺乏与引领作用发挥的不足。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等文化管理方面的内容，大家关注得多，文化观念方面的问题往往被忽视，然而它又是最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毋庸置疑，文化和科技推动发展，甚至对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体制、机制问题，还是创新驱动力问题，其背后都是文化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决定了它所造就社会的兴衰和国家的强弱。一旦创新活力丧失，国家就面临着竞争出局的危险。18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的转换，其中无不包含深厚的文化根由。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也有著名的稷下学宫，集中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互相争辩，共同研讨，著书立说，促使了齐国的强盛。从历史和现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力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创新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文化动力，是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 　　记者：您觉得创新文化的缺失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罗富和：从传统文化来看，的确存在一些阻碍创新的因素。比如我们过分强调“学而优则仕”，强调“师道尊严”，强调服从权威，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也不重视分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孔子就说过：“君子不器。”朱熹对此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是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渊源。明代撰写 《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是六次科举不中，才转而研究科技专业知识的。 　　谈到现在创新文化的缺失，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功利主义仍然存在。做学问需要“心如止水”，“板凳坐得十年冷”，这是古往今来为学者的共同体会。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有些学者身不由己地陷于功名利禄的争夺之中，甚而出现恶性竞争，很少有人能沉下心做“不出成绩”的基础性研究。 　　二是批判精神普遍缺乏。钱学森先生批评我国学界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表现在学术交流活动中没有争锋、质疑和发难；发表的学术文章中缺乏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失去质疑和“发难”，科学研究失去批评精神，创新性从何谈起？ 　　三是规避风险的思想浓重。在科学实验与研究中，有成功，但更经常的是失败，这本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是在当前的管理体制和评价体系下，只有成功才有意义。因此，学者们自然更多地要回避有风险的课题。 　　四是做学问没有受到真正的尊重。我们的文化强调传承，但在创新与超越方面强调不足。加之“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作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