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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權、系譜與婚姻 從雲南洱海地區佛教傳說的結構談名家的形成(初稿) 台灣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 連瑞枝(d868402@oz.nthu.edu.tw) 2002/9/25 前言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擬以南詔大理王權與教養階層—名家的形成﹐來說明他們如何透過佛教傳說來穩定王權﹐並建立一套社會內在的秩序。佛教傳說中的阿育王與觀音被視為人群的始祖﹐這些靜態的始祖之所以能夠在長期的時間軸中繼續發揮其遙遠的力量﹐是因為阿育王傳說與觀音傳說中滿足了王權需要的這二個元素:代表超越力量的神聖來源與以及代表社會內部穩定的親屬關係。我們看到阿育王如何成為中國西南人群與王權的一個重要的始祖﹐觀音﹐是這神聖力量的後繼者﹐將王權的天命給了南詔蒙氏。同時﹐觀音的教法透過統治階層的內化﹐成為洱海地區人群的始祖。這種神聖力量傳遞至教養階層--名家大姓的過程是透過以女人為媒介的婚姻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八至十三世紀的西南王朝是如何將佛教內化到整個王權與社會的運作過程之中。 筆者從追求始祖與強調聯姻來說明佛教傳說與社會運作的二個面向。這個過程將說明人群如何利用佛教將過去神聖化﹐並且使之成為社會秩序的資源。在中國﹐人群往往是透過姓氏的力量﹐以宗族的基本模式整合人群﹐使其成為一個社會的基礎。中國西南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人群以部落的型態結集成為人群的單位﹐但在南詔大理王權力量的整合之下﹐所謂的「名家」成為南詔大理國的統治階層﹐人群如何轉化整合為「名家」成為一個相當核心的議題。透過這個過程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對洱海地區姓氏形成的過程有所釐清﹐同時﹐佛教傳說以及其富有神聖力量的表現﹐使得南詔大理國的統治階層獲得穩定的神聖來源﹐更重要的是﹐在名家內部世代佛教僧職的持續運作﹐使得其世系得以凝聚政治與宗教的力量。 傳說﹐反應社會的結構﹐同時也使歷史得以再現。涂爾幹(Emile Durkheim)認為宗教是社會性的事物,應被視為社會集體的隱喻與象徵系統,在這裡﹐我將傳說的內容視作宗教的表達﹐將這個傳說的內容視為一個社會整體的反應。更進一步地﹐ 對有文字的社會而言﹐我們更輕易地發現傳說不僅是反應社會本身而已﹐不同時期的社會也創造他們需要的傳說﹐或是說是歷史。歷史在這裡並不是一連串的事件所組合而成的一組固定的事實﹐而是不同的人群對「過去」有許多不同型式的需求﹐並且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或實踐他們對過去的看法﹐ 對人群來說﹐它具有某種特殊的力量﹐促使人群凝聚在一起。歷史是透過型式不同的口傳的、文字的、以及儀式作為不同的表達方式。無論歷史被置放在不同的時間、人群、空間脈絡下被口傳、文字或是儀式被表達出來時﹐它無異地是包函了人群對其「 目前筆者擬以二種文類作為分析的基礎﹐一是傳說的文類﹐一是墓誌銘的文本﹐這二份文本所提供的視野不同﹐在傳說的文本中主要是傳達王權在橫向範圍能夠概括的人群;其目的在於攏絡人群以及透過傳說所要攏絡面臨整合與緊張的人群關係。在這裡﹐我將採用元人張道宗的《紀古滇說原集》(1265)以及《白古通記》的文本來說明這部份。第二﹐墓誌銘的撰寫最主要是在於以死者為主﹐在墓誌銘中﹐強調的是向過去追溯一個姓的始祖﹐這個有力量的始祖往往是死者今世榮耀的力量來源﹐死者子女成就﹐包括成功婚姻關係的建立、子孫繁衍、僧官職的繼承等等則是死者今世的功德的表現﹐其意義在於透過死者將祖先與後代順利的連結在一起﹐不僅是血緣上的連結﹐也是抽象價值的一貫流傳。明顯的這類的文本所追求的是世系縱軸的關係。在這裡﹐我將採用在大理出土的金石碑刻資料來論述。 傳說的基本系譜關係包括了:出自漢書的「沙壹生子」的傳說、滇王張仁果至張樂進求代表早期王權型態的傳說、阿育王傳說與觀音傳說四類。這四類傳說應於不同的需求被編排成許多不同的版本, 各版本之間關係多樣與紛歧的發展,與中國其它地區的民間的宗教傳說的情形非常類似。 十三世紀以來雲南方志對過去的歷史的種種論說﹐大多是建立在這些元素上作不同程度的結合與修改。基本上,在某一個特殊的時期,至少在十三世紀,他們共同的特徵是在強調佛教的來源。一是阿育王傳說;一是觀音傳說。 這篇文章首要交待人群在八世紀以前分佈的情形﹐再者﹐從傳說的結構中討論基於王權需求所創造的始祖阿育王﹐第三是說明傳說結構中的沙壹與歷史中王室女姓的角色﹐第四部份則是說明名家大姓如何獲得一個有力量的始祖。 人群集合(grouping)的情形 八至十三世紀間南詔大理國在雲南洱海地區為核心﹐建立了一個西南王朝。在八世紀以前﹐我們可以看到唐人梁建方是這樣描述這個地方的: 其西洱河從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 部落林立﹐不相役屬是一個實際的描述﹐但是「名家」指的是什麼﹐我們並沒有具體更進一步的描述﹐名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