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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演变与政府调控职能的转型 　　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其表现为政府通过控制或干预某些大宗商品的运销乃至生产，既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重要的是与商人争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传统政府在专卖商品选择中可分两个阶段：唐代以前，专卖商品以盐、铁为代表，间或有酒类专卖;唐代以后，专卖商品以盐、铁、茶为代表，特别是茶叶作为大宗商品，对专卖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影响甚为巨大。专卖制度是传统政府工商业领域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是政府直接面对社会挑战并与市场博弈的最直接反映，集中体现了传统社会国家经济的特点，要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经济，必须要理解专卖制度。 　　一、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发展中，家庭小农户经济作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元，与同时空生产力水平相应的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经济结合共存，展示出其灵活多样配置家庭与社会生产要素的功能和连接市场的基因，具有“动态开放”的本质属性，不断使其具体经营规模的大小随土地与劳力等资源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上达到较佳的配置，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生产者的主观能动性，并推动传统经济社会的积极发展与前行，因而成为中国传统皇权政府治国理政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周期性的土地兼并所导致的农业周期性发展的特点，对于工业和商业的兴衰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政府在管控社会发展时面临诸多挑战。 　　传统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但并不就此否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周易·系辞传》在述及农业为本之后紧接下来就提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就表明中国的农业经济自古以来就需要商品经济与市场贸易。春秋战国是中国专制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的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笔者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经济。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分。唐宋时期是我国专制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专制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的说法。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专制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为农民家庭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奠定了基础。因此从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发展来看，商品经济是传统社会中与农业经济并存的经济形态。 　　商业与农业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收益差距，因此在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中，防止工商逐利失衡导致弃农经商问题成为王朝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确立于二次大分工和私有制之后的中国王朝政府，立足于小农户经济的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及其初级商品经济之上，很早就清楚工、商二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和对王朝政府统治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至迟在西周初期就有了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他们不仅物质生活优越，社会地位也非常显赫，“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至战国时期，商人群体已经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战国秦汉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就已经认识到最容易致富的行业就是商业，社会就有“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同时，对农、工、商三业各自的地位也有清醒的认知：“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对于商业的职能，即使重农抑商的力行者商鞅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传统社会民间也早就有了“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谚语。因此，司马迁认为，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美好愿望，在“晚近世”“则几无行矣”;相反，社会倒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景况;社会上出现大量农人去农从商的行为，正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小农户经济由趋利本能导致的适应与转化功能虽然加速了农村劳力流动、优化配置农村资源，推动了传统农村经济结构的缓慢调整与农村经济的转型，但在统治者看来，则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