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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代昆仑，司马迁及其《史记》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之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总体来看，目前的司马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司马迁看作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以现代学科知识为底蕴，全面梳理其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天文学、军事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这方面，中国史记研究会可以说最为典型。早在20 世纪他们已经开始主编两套丛书。一套是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出版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1]，共28 本，包罗天地人各方面的系统司马迁研究知识; 一套是由华文出版社2005 年所出版的《史记研究集成》[2]，共14 卷，约500 万字，从传记、文献、学科和注疏对司马迁予以论析。二是将司马迁看作是专门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史有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两汉卷》[3]，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4]，断代史有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5]、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6]，等等，都专辟有司马迁的栏目。三是将司马迁看作独立的课题来予以专题研究的，比如肖黎的《司马迁评传》[7]、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8]、周一平的《司马迁的史学批评及其理论》[9]，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或深入探究司马迁，可以说都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从学科范畴来看，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史学思想研究，显然是非常不够的。一方面，从研究内容来说，上述的司马迁研究虽然成绩非凡，但就其史学思想而言，充其量是论析了历史哲学思想，或历史文献学与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成就，而关于历史学性质、历史认识论等问题，尚缺乏深入全面的谈论。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来说，论者大多紧随司马迁的学术理路来解释司马迁的贡献，但是忽略了历史学学科本身的规范要求，因而不能站在学科理论的高度，准确深入地挖掘司马迁的史学思想。这样，就为进一步梳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提供了相应的空间，使得我们的探究得以可能。一、“考其行事”与“究天人之际”的双重史学论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任务、历史学的性质及其功用等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要求。司马迁作为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此问题的认识，当然是有着超越古今的见解。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论述了历史学研究对象与任务: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任务问题有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事实，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里，“旧闻”包括文献记载和传说( 口述) 的历史事件，“考其行事，综其终始”是指分析事件的真实情形和完整过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就是说要揭示人们在历史活动中成败得失的缘由，换句话说，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则。总体来说，历史学要研究历史事实的真实状况和完整过程，其任务是要揭示人们的得失成败原因，从而寻绎历史发展的规则。在第二个层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历史学在探究历史规律( 天) 与人们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自身发展变化( 古今) 之中以体现史学家的独到的史学见识。显然，第一层面的史学意识是历史学的基本观念，是普通史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层面的史学意识则是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的历史学观念，是史学时代精神的体现。或者，也可以说，第一层面是历史学理论的学科知识阐释，第二层面则是历史学理论的课题确立的解释。据此而言，以往的学者在论析司马迁时，大多都将注意力投放在第二层面上，而忽略了史学思想的一般观念。如著名的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论文《司马迁》《说成一家之言》[10]，汪高鑫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司马迁的史学思想》[11]里，主要谈到就是第二层面的问题。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司马迁虽然没有给予明确的论述，但从他对学术性质、五经功用尤其是《春秋》性质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其观点: 历史学是属于政治性的学问。在司马迁看来，学术本身就是政治的表现，是政治教化的方式。以孔子为例，正是因为春秋时期周朝中央政治的衰落，孔子才开始整理历史典籍，试图以政治教化的方式，实现政治统一。《史记·儒林列传》: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適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西狩获麟，曰: ‘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据此而论，任何一部学术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