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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山东孝文化图书的刻印与传播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朝以前的抄本时代，孝文化图书很难实现大规模的复制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孝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唐代以后，雕版印刷技术渐趋成熟，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加之统治者对孝文化的重视与倡导，民众对孝文化普遍认同和接受，使孝文化图书得以大批量快速复制生产，并借助图书市场等渠道，流入寻常百姓家，从而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与影响。作为孝文化的重要元典，《孝经》是一部专讲孝道的儒家经典，与山东孕育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齐鲁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为东汉的“七经”、唐代的“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中的组成部分。而齐鲁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精华皆出自此①。仅从这个层面上说，山东不仅是我国孝文化重要的发源地，而且对我国孝文化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演进具有重大作用。不过，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大概是受学科交叉等因素的制约，至今鲜有学者对山东孝文化图书的刻印与传播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笔者不揣谫陋，著文对此略加探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山东孝文化图书的刻印 　　综观山东孝文化图书的刻印，可以说三大较为鲜明的特征清晰可见。 　　( 一) 孝文化图书刻印内容、形式的多态化 　　从内容上说，孝文化图书的涵括相当宽泛: 既有出于曾子弟子之手的《孝经》②，又有后人对《孝经》的注释、辑佚; 既有对不同时代孝文化楷模如“二十四孝”的颂扬，又有对不同地域如章丘等地节孝者的褒扬。从形式上看，孝文化也各具特色: 除了可供学者研究之用的高深之作，如从汉代至清代对《孝经》等研究的学术成果的汇编之外，更有面向社会基层民众，采用为其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如诗歌、说唱、年画之类的劝孝歌、行孝图等。现分述如下。 　　《孝经》尽管文字很少，仅有1799 个字，但由于恰到好处地“移孝作忠”，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备受重视。自两汉以来，《孝经》传布甚广，已成为家传户诵之学，甚至成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历代对《孝经》多有注释研究，刻印的此类著述也颇多。山东也不例外，官刻主要有山东书局翻刻内府本清世祖福临撰著的《御注孝经》、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尚志书院于1872 年刊刻的《十三经读本》①、张宗昌于1925 年重印的《十三经读本》; 坊刻主要有聊城书业德刻本清世宗胤禛所撰《御纂孝经集注》、聊城善成堂刻本《十三经注疏》、烟台成文信刻本《小学纂注》中所含之《孝经》、济南聚和堂刻本《小学集注》附《忠经》1 卷和《孝经》1 卷; 私刻主要有明朝万历年间德州葛昕刻本《孝经》②、清代福山王德瑛刻本《文昌孝经注》、荣成孙葆田为其弟孙季咸刻印的《孝经郑注附音》和为其友胡俟斋刻印的《孝经章句》、黄县丁以约堂刻本《文昌孝经注》、民国时期掖县张宗昌皕忍堂刻本《唐开成石壁十二经》。后人对《孝经》作了许多注释，仅汉代为《孝经》作注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20 余家③。这些著述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清代山东学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唐代以前散亡的古籍594 种，其中对《孝经》阐释研究著述的辑佚就多达16 种。该书最终由山东书局刻印。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孝文化，强调子女对父母长辈物质赡养责任的履行和情感奉献，这为小农经济下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强大的物质保障。因此，汉代以来的统治者多把孝行视为“风化之本”，大力倡导，即如《旧唐书·刘君良附宋兴贵传》所引唐高祖诏曰: “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许多节孝之人被统治者树为楷模，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在历代纂修的正史中，“孝行”、“孝义”也多被列为传记。一些地方官吏为维持地方社会人伦秩序，促进地方风化教育，也乐于将本地节孝事迹编纂成书，予以刊印，山东就刻印了不少与此类孝文化内容相关的图书，如官刻主要有清朝道光三十年( 1850) 章丘县署刻本《章丘节孝志》4 卷、登州府福山儒学道光年间刻本《福山节孝志》、清朝光绪十九年( 1893) 山东书局刻本《二十四孝弟诗辑注》2 卷; 坊刻主要有清朝末年济南聚和堂、双和堂刻印的《二十四孝合刊》④，历城雕藻斋刻印的《二十四弟图诗合刊》、《二十孝合刊》⑤，聊城善成堂刻印的《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孝友传》，清朝同治十二年( 1873) 济南布政司街南首路西鸿文堂刻印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⑥，民国时期德州王官庄衍庆堂惜字社刻印的《孝女宝卷》等。另外，尚有民国时期民间组织济南同善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孝宣讲》。 　　如前所述，历代学者对《孝经》作了大量注释。时至清代，不少学者又花费巨大精力，对《孝经》予以新的阐释。仅就清人在《孝经》上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山东虽不乏力作，但还相对逊于文化昌盛、素有“江左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