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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与一个过渡时代的性别协商的分析 　　作为20世纪第一代女性作家，被冠以各种“才女”之称的林徽因，集诗人的感性、多情与科学家的镇密、求实于一身，以她天然的才气和女性独有的敏锐洞察力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领域，舞台美术及设计的艺术领域以及建筑学领域均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文学领域里，林徽因可以说是“京派”的代表，甚至是京派的灵魂，是三十年代北平文学界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伴随这些不凡成就的则是林徽因独特的家世和有幸走在时代前列的一生。林徽因不断行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又免不了而对传统女性的层层重负。在这种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强烈撞击的作用下，林徽因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在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痛苦与新生的涅槃。 　　在京派将传统重新诠释为全球现代性的促成因素之一的同时，他们也将性别问题纳入了自己的话语视野，并对其进行了重构。“五四”的启蒙话语将女性问题看作是具体社会层面的妇女解放话题，并将其作为反传统事业的一部分-虽然“五四”并未能撼动压制女性的传统父权制。而在代表新传统话语的京派那里，女性开始作为一种理论原则出现“他们将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女性气质的再发现看作是对具有男性气质的西方尚武文化的一种矫正。但“五四”和京派在相互对抗的进程中却同样将女性与地区性因素等同了起来，这使得女性问题被淹没在“围绕着不同的现代性定义所展开的有关地区性的热烈讨论之中。”然而，林徽因是个例外。显然，作为一位后“五四”时期的、拥有多重身份的女性知识分子，林徽因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未曾动摇过的性别二元划分的传统使得这一个旨在恢复传统的京派成员力不从心-她反叛传统父权制，反抗固有的传统背景;她既是传统的遗产，却又被排除在传统之外，找不到一条两全其关的道路。“为了参与进现代意义上的重新肯定传统的事业”，又加之自身与传统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关系，林徽因一直都在寻求一条自身与其所处的半殖民语境中的传统的协商之路。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究竞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过程，追寻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以下就让我们根据史书关在《地区语境下的性别协商:林徽因与凌淑华》一文中给出的线索，透过林徽因的生平与际遇来探索她的协商之路。 　　1东西的交融 　　青年时期正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以及人生态度形成和修正的关键时期，而此时的林徽因却有幸地接触到一个大多数同时代的女子都无从想象的更大的世界。 　　毋庸置疑，良好的家世出身造就了林徽因所有一切的基础。林徽因是幸运的，她有一位开明而重视儿孙启蒙教育的祖父，有位学识修养深厚且待她如己出的姑姑，从5岁起祖父与姑姑就给林徽因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诗书传家的严谨教育给林徽因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不仅如此，她的父亲林长民更是学识源博而又注重培养自己最钟爱的女儿林徽因。林长民深得西方文明熏染，为人父时从不拘泥于旧的礼教秩序，也从来不以封建家长的面目示人。正是他带林徽因去英国游学，遍游欧洲，又送她赴关留学，接受西方教育的洗礼。纵观林徽因的生平，可以说是开化的家庭为她悉心营造的教育环境加之她个人的悟性与勤奋，才造就了这位汇集文艺、科学、古代、现代于一身的杰出女性。 　　从林徽因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合璧式的文化熏陶让本就是大家闺秀的林徽因从中获取了对独立人格、自我价值及平等自由的认识，这些认识远远超越了她对三从四德、货妻良母这些观念的认同。在她生命的头24年间，充实的生命历程基本塑成了她的文化特质-这不单是指中西文化底蕴和知识体系的建构，还包括在此基础上的精神人格的建构。先于时代步伐的、优渥开明的教育环境培养了林徽因鲜明的主体意识，而女性主义一直以来强烈呼吁的妇女解放，其最终目的也是要实现妇女的人格独立、人身自主等。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林徽因与传统之间不存在矛盾，也不需要而对性别问题呢? 　　如前文所述，林徽因从小接受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但早年的家庭影响及教育使她最终难脱古典温润的闺秀风范，显得安静、持重。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林徽因既受益于风气渐开、西学东渐的时代，却也不免为时代的亦旧亦新所羁绊。因此，当她走出传统的女性天地，立志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时，尚处于新旧过渡期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意识便成为无所不在的黑手。这种主体意识让她难以避免地感受着过渡时代中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虽然知识女性的生活理想已然成型，但现实却没有提供足以实现这个理想的环境。因此，林徽因的女性主义理想使她注定要而对诸多的问题和矛盾。 　　2生命的际遇 　　在女性解放的思想背景中，摆脱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性别束缚，做独立自主的新女性，是先进知识阶层对女性的理想化构想，同时也是知识女性的自我期望。然而事实却不总是那么关好，生活中的林徽因常常要遭遇到种种不顺遂，在这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