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学史观的局限性与经典文本的复杂性.docVIP

浅谈文学史观的局限性与经典文本的复杂性 先唐文学研究，目前有三个任务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中国传统的“文章”与现代意义的“文学”之间的联系进行反思，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研究给予更多关注，对二十世纪文学史观及其带来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 一般的认识，“文学”是个西方的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沿用的都是西方的“文学”概念与研究方法。这种认识未必全面。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文学”，也就是借鉴西方文学史概念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体系；一条是宋明人“诗文评”基础上产生的包含经史子集在内、具有“文章学”意义的“文学”观念。前者是西方意义上的literature概念，后者具有中国“文章学”传统，但也包含着曾经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换的尝试色彩。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导源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根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等文，他们倡导的“新文学”，不外乎诗、骚、赋、词、文（包括散文与骈文）、戏曲、小说七大门类，基本上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格局。胡适以白话文重写文学史，他所谓的“文学改良八事”，将经、史、子与集部的大部分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西方文学史架构来界定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畴，为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指定了一个撰写标准。王国维、胡适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则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限定了分期标准。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分期与西方文学史一样，一上来就屈从于政治史与思想史。一句话，文学屈从于历史。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将史书中的材料按照“文学”的标准剥离出来，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古文学史”屈从于“史学”，甚至成了下脚料似的“史料之余”。这种在当时较为“革命”的文学理论，将“文学史”推至文学研究的前沿。直到今天，与世界文学史一样，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前沿阵地仍然是“文学史”。文学研究法中的家族、地域、接受与传播，甚至包括文学文献学领域的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文学家年谱、文学编年等，皆未超越“文学史”范畴。同时，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文学的方法”中的“集收材料的方法”与“推广材料的区域”，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时下仍然盛行的旧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新史料的发现与刊布、文学文献的辑佚与补编，皆与此有关。 胡适等人引入西方“文学”概念，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世界文学的传统一样，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也被追溯到口头文学与民间创作传统。书面文学是口语无法承载文学叙事任务之后的产物，而民间创作传统如祭祀与礼仪诗、神话与历史传奇则是纯文学产生的基础。正是基于此类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世界文学色彩。 中国的文学文本，有其特殊的产生过程。中国古代典籍出现的四部分类法，决定了“集”部与其他三部在文献载录、传播方面必然具有很大差异，相应带来的是阅读者对文本阐释与解读方式的差异。这提醒我们：在使用不同部类中的相同文献的时候，应该有清晰的文本意识，既要注意搜集、分析、利用经学、史学与子学文本的材料以解决文学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同一个材料在不同文本中的倾向性与特殊性，尤其注意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三个差异性：文本性质与文献来源的差异性、文本生成与衍化的差异性、文献截取方式与解读的差异性。将一切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而忽视不同文本特殊性的做法，很容易产生材料误读，导致研究结论与原始文献的巨大偏差。 中国古代文本存在的经传体式以及后来的注疏、义疏等体式，反映在集部，就出现了正文、注文不同的文本层次。复杂的、多层次的注文文本，在提高正文文本经典性的同时，还部分程度上割裂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具体说来，古代文学文本具有的“碎片化”与多系统性特征，给阅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本层次与审美体验。就此而言，古代文学研究就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梳理古代文学文本的多系统化过程，揭示古代文学文本的不同系统与世界，总结文本层次与多系统性的文学经验，可以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成果。 文本的多系统研究，集中在文本的符号学方面。文本共性，将文本区分为“总体文本”和“具体文本”，而“总体文本”是“现有文本”，可以为“具体文本”提供现实的、熟记的“活”材料。这为我们理解文本层次提供了借鉴。例如，文学文本的正文与注文，之所以被置于一处，就是“文本共性”的作用使然；而正文文本作为一个“具体文本”，可以从“现实的文本”、“现有文本”即“总体文本”中选择使用材料。这种层次性、多系统性，造成了文本的复杂性，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