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爆发前留日学人对日传播中国文化的特点.docVIP

论抗战爆发前留日学人对日传播中国文化的特点 　　民国时期，我国许多留日学子积极通过日本向国人介绍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向日本国民介绍和传播了中国文化，为日本人民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以辛亥革命后至抗战爆发前这一段时间为限，研究这一时期在特殊的历史时代和文化环境影响下留日学人对日传播中国文化的特点。 　　一、留日学人与日本学人的频繁交往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中日两国学人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尽管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经常面临紧张的敌对情绪和频繁的战争，但文化交流还是在自觉与不自觉的状态中进行着，人员往来与人际交往十分频繁。在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千多年里，中日两国在输入典籍、传播学术、文化交流的同时，人际往来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20世纪近现代信息交流的手段己大大丰富，在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信息传播的手段多种多样，但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即人员往来和人际交往，在文化传播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国维、鲁迅、李大钊、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田汉等一大批留日学人与日本学人联系密切，往来频繁，成为留日学人对日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王国维不仅在留日期间与内藤湖南、林泰辅、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儿保持联系，而且回国后仍旧与他们保持着联系。1917年3月，内藤湖南、富风谦藏等人来到上海，王国维热心地介绍内藤湖南与上海的藏书家刘翰怡相见，介绍富风谦藏与徐乃昌相见。他撰写(上送日本内藤博士》(诗一首)送给内藤，并在序中说道:“湖南先生北游赤县，自齐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古文《尚书》残卷景本，赋诗志谢，并送其北行。,1917年冬至次年春，铃木虎雄在上海滞留半年的时间里，王国维多次与其见面畅谈，还介绍我国近代著名词学家沈曾植与铃木虎雄相识与交往。铃木虎雄说:“去年(即1926)夏天去中国旅游，到北平以后我得小病，在客舍体息。同行的两三位都到学堂(指清华学校)访问王君。王君大喜迎之，相聚甚欢。” 　　鲁迅与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结交的朋友宫崎龙介、为之诊治的医生须藤五百三，以及内山完造、增田涉、鹿地亘等60多位日本学人保持着联系。这些日本学人中，多数是由于文化交流而结识。 　　郭沫若先后在日本留学和生活了20年，这20年中与之有过交往的不少日本人，如松枝茂夫、村松梢风、增田涉、谷崎润一郎、田中忠夫、田中庆太郎、吉川幸次郎、藤枝丈夫、山田清三郎、藤森成吉等，都曾写过有关郭沫若的回忆文章，或者在著述中记录了与其相关的交往史料。 　　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和回国之后，与吉野作造、丸山幸一郎(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清水安三、丸山传太郎、铃木长次郎等日本学人有着联系。他与民主主义者吉野作造有许多信件、题词、条幅和照片，二人还共同倡导了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师生为中心展开的青年交流活动。 　　在10年的留日生活中，郁达夫与服部担风、佐藤春夫、富长蝶如、增田涉、内山完造等许多日本人有着频繁的联系。郁达夫在与日本学人谈论中国文学作品时，常建议他们阅读《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中国文学经典著作。在与富长蝶如的长期交往中，郁达夫潜移默化地向他灌输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并赠送清代诗人钱谦益的诗集和文学家史震林的著作《西青散记》。 　　20世纪中国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1931年和1935年两次赴日留学。特别是第二次留学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方文学，师从该校著名教授本间久雄。由于此次赴日前，她己发表了一些作品，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她到达东京不久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三人，主动邀请她参加他们组织的座谈会。谢冰莹在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我的文学经历》的演讲。不久，她与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林芙美子和神近市子等人成为好朋友，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特别是她与作家林芙美子有过比较深入的交往，通信三次，重要的面谈两次。 　　日本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日本文学界推崇为经典的唯美派大师。他与郭沫若、周作人、田汉、欧阳予倩等留日学人有过许多交往。特别是1926年谷崎第二次来华访问时，与他们有过亲密的联系。当时在内山完造的斡旋下，谷崎润一郎在上海著名的“功德林”饭店，与郭沫若、田汉、谢六逸、欧阳予倩、方光烹、徐蔚南、唐越石等留日学人一起见面、吃饭、聊天。席间，他们广泛谈论中国饮食文化、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中国古代及现代政治，以及中国人的特点。后来，欧阳予倩、田汉又联名邀请谷崎润一郎参加“上海文艺消寒会”。谷崎润一郎的这次中国之行，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留日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日本基督教教育家清水安三，1917年以传教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