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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青年遭遇“旧”婚约 　　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曾是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社会风俗史和婚恋思潮的论著，就宏观勾勒了婚姻家庭观、婚礼、婚俗等方面的变化趋势。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则对“新”、“旧”史观、男性精英文本、女性自己的叙事、出版媒介做了批判性的反思。 　　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台湾和大陆学者探讨民初婚恋观时，有的试图在方法论上运用国外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有的从具体文本或个案入手，注意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了笔者启发，有些研究的视角和思辨性的论述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有些研究方法仍值得反思，比如: 以部分文人志士的言论来说明人们家庭生活的变化; 截取不同时间、地点、语境的片段材料，线性串连出社会的变迁; 写作中有“现代”的价值评判。 　　那么如何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呢? 若关注个案，却局限其中，甚至与前人在相同问题上使用的材料都较为雷同，而无发覆，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窃以为也许可从几个方面努力: 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对待文本或个案，要进得去出得来; 二、在时代的脉络中明白具体的人、事，体会历史人物思想行为的多面性; 三、写作立论时，避免理论先行和价值评判，应在论述中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接下来，本文以1919 年底《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对“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的讨论为例，尝试以上述方法对婚恋问题延伸探讨。 　　一、晚清“传统中国”婚姻择配形象的语境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婚姻”的结合不是基于男女的爱情和幸福，而是为了孝顺父母和繁衍后代。明清律例规定男女婚配权在父母手中，这是“传统婚姻”的“重要特点”，“符合礼法的要求”。诚然，《大清律例》把男女婚姻的主婚权赋予他们的尊亲，很多案例也显示家中的长辈习惯按自己的意愿为后辈安排亲事，甚至在后辈幼年时就为其定婚。但是若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限于评判这样的择配方式，那么无益于对历史事件做同情之了解。 　　尊亲乐于早替晚辈谋婚事，而且倾向于在熟人圈中择配，或是基于彼此的情谊，男方读书聪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促因，这类故事在一些晚清名儒年谱中得到流传。比如: 道光九年( 1829 年) ，裴荫森七岁，拜同邑庠生卞文英就学，他“读书聪慧”，卞先生曰: “吾欲得快婿也!”故将女儿许配于他。幼年定亲的撰记文风有溢美谱主之嫌，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择婿重才学、慕功名的现象可能也是事实。张謇在年谱中记到: 同治九年，十八岁，应江南乡试，中一等十六名。“至隶学籍后，议婚者百余家。”先是，璞斋先生的夫人孙氏看中张謇，但没有议婚。乡试发榜后，孙夫人兄长见张謇考中，便促其姐议订婚事。他们提出两个条件，一须居城，一须合买宅同居。张謇不愿与父母分家，谢绝了这门亲事。他另外求婚徐氏，因徐为农家，富有田业，徐女能“持衡册课佃人”，而张家也有田，母亲希望有一位懂得田事的媳妇做帮手。这个故事还说明，张家讨媳妇有多种现实因素的考虑，婚事的议定是儿子与父母沟通协商的结果。 　　二、应对“父母之命”: 新青年理想的恋爱观 　　清末，男女之爱也被推崇和升华。陈撷芬认为“吾中国人心散乱，皆因无爱情耳! 苟女子一旦幡然而明，知国为至宝，彼岂不以其爱父母，与夫从一而终之爱情，移爱于国，移爱于同胞乎? 其结团体也，必致永久不散，死生相共矣!”有革命党人把爱情与国运挂钩: “社会何自成? 成于男女之交合，基于男女之爱情，人类无爱情即无社会。男女之爱情深者，其家必兴，其国必强，其种必蕃盛。”也有人把爱情看做世间最大的“凝合力”，“盖凡人皆有一种慈悲性，爱情即寓于慈悲性之中，故其爱情盛者，其爱国之心亦盛。” 　　换言之，理想的夫妇关系基于男女爱情，理想的男女爱情又可外化为爱国之情。从爱情的角度审视夫妻关系的方式，象征近代婚姻价值取向的产生。民国以后，“恋爱”一词风行，既指男女之间的感情心态，又指男女交往相爱的行为。1919 年，瑞典教育家爱伦凯( Allen Kay) 的婚姻家庭观传入中国，她认为无论怎样的婚姻，有恋爱便是道德的，即使经过法律手续的婚姻，没有恋爱总是不道德的。婚姻是男女双方绝对自由的结合，不受形式的限制。 　　爱伦凯的思想经北大罗家伦介绍，又被其他鼓吹新式婚姻观的青年们在报刊上频频宣传，影响较大。李达更是猛烈批判无爱的婚姻: “夫妇间若无恋爱便无道德，离婚也可再婚也可。若勉强敷衍，就变成了一对机械的男女。男子好比嫖客包娼，不过是要满足兽欲，女子好比妓女包吃，永久卖淫于某男子，不过是一种得钱米的手段。 　　三、知易行难: 新青年婚恋的困境 　　“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是否以牺牲自我达到解放女子、改造社会的目的，即是否对旧式女子实行“人道主义”，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沈雁冰坚持“人道主义”观，却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