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赎刑对当前罚金刑建设的启示_0.docVIP

论明代赎刑对当前罚金刑建设的启示 　　“赎”在《说文解字》里面，定义为“贸”，而顾野王在《玉篇》中又把“贸”解读为“以财拔罪”。此外，从字体的构造来看，“赎”字为左右结构，该字的左侧为“贝”，右侧为“卖”，据文字会意学的解读来看，“赎”字本身就与财物的出卖相关。这样，我国古代赎罪之法中“赎”的概念，就可以界定为通过钱财来抵免罪刑。赎刑，概而言之即是以“赎”的方式，来替代刑罚执行的惩罚方式。它本身并不是刑罚的一个种类，而只是在实际的刑罚运作中由罪犯以钱物、劳役或是官爵等来赎免其刑的刑罚执行方法。我国古代的赎刑制度，是崇尚“德礼为政教之本”的中华法系之典型特色，同时也在整个世界刑罚发展史中独树一帜。 关于“赎刑”一词的最早文献记载，学界一般认为是《尚书·舜典》中的“金作赎刑”。然而对于赎刑作为一项刑罚执行的模式究竟于何时才正式出现，学界的看法却是不尽相同。之所以对于赎刑的渊源有如此大的差异，在我们看来，无非是由于论者研究史料、研究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存在着不同。以赎刑的国家性和阶级性为研究角度的学者，一般认为，赎刑的产出必定与阶级、国家同时或是之后产生;而忽视赎刑这两种属性的学者(比如李衡梅)认为，赎刑是先于国家而在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此外基于尊重史料考察的科学性和正当性的学者就得出了赎刑源于西周的观点。结合考古的成果和对于史料的辩证分析，我们认为，把赎刑的起源归结到西周较为切当。 我国西周时期确立了赎刑作为刑罚替代的基本制度，规定了一些大纲似的适用原则、刑种和群体。其后各代，均予以沿承，并作了一些变更。如春秋时期形成了实罪收赎的制度，战国时期的秦国在赎罪方式上，除赎甲盾、劳役之外，创设了财产赎罪之法。到了汉代允许“民有罪，得买爵十三级以免死罪”更是扩大了赎刑人员的适用范围。东汉时期又规定了以布帛为主体的纳赎之法。另外，两汉时期赎刑与罚金刑开始分离，罚金刑也作为了一种单独的刑罚被纳入到了刑罚体系当中。三国时期，《魏律》规定了赎刑的等级，从赎髡刑、完作刑到赎死刑，总共分了十一等。《北齐律》是南北朝时期对赎刑制度规定最为详备的法典，它不但设立了“重罪十条”以排斥赎刑的适用，同时开创了品官、老幼废疾以及过失等三种类型的犯罪案件，作为赎刑适用的又一原则。隋朝《开皇律》所创设的五刑体系，每个刑种均可按等级适用赎刑。唐律中的赎刑，除“十恶不赦”不在收赎之列外，其他任何犯罪无论性质、情节轻重，都可依刑罚轻重以赎法替代，凡十九等。唐律不但在《名例律》中规定了各主刑的赎铜数目，而且在《贼盗律》《斗讼律》中还针对不同的犯罪人规定了具体的赎罪情况。宋承唐制，在赎刑适用的原则、刑种、方式等方面，宋代的规定多与唐律相似。如疑罪收赎、以黄金纳赎为主等。然而，宋代赎刑又相较唐律而言，于适用范围方面多为苛刻。可以说，宋朝的“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从以上的演变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首先，赎刑在我国古代刑罚体制内有着较为久远的渊源，这也可以说明该制度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根基，享有国家、社会以及民间的较为广泛的认可度;其次，一直以来，赎刑在法典体系中的地位均是主刑的替代刑，这是与其深刻的制度理念(传统“德刑”观下恤刑、慎刑精神的体现)相匹配的;最后，在适用原则、人员、方式和范围方面的调整，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行刑文明的进步。明代是我国古代赎刑制度发展的成熟期和完备期，明代的赎刑制度一方面具备了以前各代赎刑的特点和要素，对其研究可以完整展现赎刑这一法制文化;另一方面对其制度实体和运作机制的考察，可以有助于我们汲取明人关于刑罚制度设计的智慧，进而对当下刑罚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考。 　　一、明代赎刑的内容和特点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大明律》历经四次修改、完善“颁示天下”，成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的整个创制工作均是在洪武皇帝朱元璋的指示下进行的，其法律条文基本上反映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国和立法理念。明代赎刑的相关内容也详细备载于其中。在适用对象方面，《大明律·名例律·五刑》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按照这一条文规定，除“十恶不赦”的罪行外，从笞刑到死刑都可以用赎铜的方式，赎免刑罚的执行。另据《明史·食货志二》载：“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参照着明代钱物易价的市场交换规则，明代的赎罪之法，在最轻的笞十下之刑情况时，仅卖掉十分之六石米即可免去刑罚的执行。而最重的死罪，也只不过是卖掉四十二贯米而已;在适用的对象方面，《大明律》和相关条例也对赎刑做了具体的规定。在明代，赎罪之法一般分为律赎和例赎。对于前者，《大明律》明确规定了几种人的余罪收赎制度，即对于特定的对象，司法官员应当按照《大明律》的相关条文作出予以赎免刑罚的判决。除《大明律》对律赎的对象作了详备的规定外，与律共行的《问刑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