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乡约的奖惩机制.docVIP

论明清乡约的奖惩机制 　　乡约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也可理解为“乡规民约”。“规”是法度，即行为准则，是基层社会组织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除上述两种意思外，乡约组织的负责人也可以叫作“乡约”，如西周生所记：“这明水镇的里长乡约诈来诈去，诈到侯小槐的跟前。”《儒林外史》又有载：“族长严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平日最怕的是严大老官。” 　　1乡约：明清地方自治手段之一 　　明清时期，为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对乡约的推行比以往更为重视，著名的《南赣乡约》便是在这个时期推出。王守仁语“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但乡约在实行过程中总会遇到些障碍。对于乡众来说，总有不喜约束、喜自由之人，对于乡约视而不见;另有好犯事的无赖之徒更是受不得乡约的严厉制约，怎样使他们自觉遵守大家共同制定的乡规民约，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于乡约长官来说，要处理之事极多，怎样让他们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保持公正的态度，不偏不倚，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积极性，这就需要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酬、利益，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在上述种种原因的驱使下，为确保乡约的正常运行，乡约的奖惩机制应运而生。 　　目前，对于明清乡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职能与区域性研究，如它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段自成论述了明清乡约教化职能向政治职能的变迁，王日根论述乡约属性和职能。未见对乡约奖惩机制的专门研究，为此本文作初步探讨。 　　2乡约奖惩机制之一：纪善簿、纪恶簿 　　乡约基本遵循每月一聚、每季一聚的传统，设有专门的乡约所，在宣讲乡约后，就开始彰善纠过。宣讲乡约是每月聚会最重要的事情，所有人都要到场，不许无故缺席。《南赣乡约》载：“一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乡约”。尤其到清朝时，要求更加严格，宣讲内容主要是朝廷发布的“圣谕”;待宣讲乡约、按照规定行完礼后，就开始总结一个月的善恶。《泰泉乡礼》载：“每月，约众轮坐东西塾者，稽考教读善恶，以闻于直月。”善行和恶行都在约众聚会时由约史提出，约众补充善行或揭发恶行，这些善恶揭示之后，约长或约正将所持善恶簿交由约史记录下来，最后再由约正副手保管，充分体现乡约中大小事物的透明性。 　　善恶簿的使用首先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乡村，然后是作为奖惩的依据，如光绪年间的《镇海图志》载：“每遇朔望，申明六谕，并甄别善恶，实行登记部册，使之共相鼓舞。”亦有：“于此乡内有善者众推之，有过者，值月纠之。约正询其实状，众无异词，乃命值月分别书之，值月遂读记善籍一遍，其记过籍呈约正及耆老里长默视一遍皆付值月收之。”善恶两簿记载之事复杂，无论大小均可记载，且所记录之事要当众宣读，再三确定所记录事情的真实性，以免诬陷好人，放纵坏人。善恶两簿主要是由乡约负责人约正负责。《乡约条款式》载：“一每约正宜给印簿两本也，一曰登善簿，一曰惩艾录。”这里所说的“登善簿”和“惩艾录”也就是纪善簿和纪恶簿。《南赣乡约》中亦有载：“乡约备之簿三扇，其一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一扇书彰善，一扇书纠过，由约长司之。”善恶本不同，在乡约组织控制下，约众的日常生活也受监督，做了什么性质之事便有相对应的簿，这就涉及到怎样来界定善恶的问题。何为“善”?《申饬乡约保甲示》中对善有一些衡量的标准，如：“能孝弟及轻财重义、助婚嫁、救急难、施棺木、修桥路、赈饥、施药、解纷、息讼、化盗为良、收路旁之字纸、葬无主之枯骸、拾遗金而不取”。小到拾金不昧，大到救人济世，做这些好事之人均可被记于纪善簿中，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不仅如此，大家还要以礼相待，《泰泉乡礼》载：“善者众共加礼。”这就自觉形成了一种做善事被表扬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又会激励约众更加自觉。与纪善簿相对之簿为纪恶簿，又叫纪过簿、惩艾录。何为“恶”?不同地方的乡约在界定恶方面都有大致相同的标准。浙江山阴县《项里钱氏宗族》的卷首《宗族条》有：“乡约当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此六句包尽做人道理……只是不肯着实遵行，故自陷于过恶。”简单来说，也就是不孝顺，不尊老爱幼，不明事理，不安分守己，即为“恶”。而在《申饬乡约保甲示》有对恶的一些具体判断标准，如“不孝不弟、殴骂尊长、乱伦兽行及一切奸盗诈伪、赌博、宰牛、做状唆讼、结盟打拳、造言讲坏、闺门私粘、匿名谤贴”。上述两段材料都把不孝列为“恶”之首，光绪福建福州《通贡龚氏支谱·祠堂条例》中认为“不孝为十恶所不赦”。“十恶”本为佛教用语，十恶不赦更是对大奸大恶之人的贬低，为法律所不容忍，”不孝”作为十恶之首，历来被统治者所重视。明代唐灏儒的《葬亲社约》就是为了避免因不能安葬父母而犯下最严重的不孝之罪而制定的相应条款，使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