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五四”启蒙运动讲开去_0.docVIP

论从“五四”启蒙运动讲开去 　　引言 　　20世纪初，旧式中国风雨飘摇，西方列强的践踏、政府的无能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思想革新、救亡图存的斗志。前人的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要救国绝非仅仅依赖技术而更要改变政治，并且在政治变革之前，首先还要改造“国民性”。然而，封建中国民众愚昧麻木、积习深重，想要改造国人思想必须向西方寻求出路。这些精英分子们通过留学接触到了西方文学、哲学和科学的精髓，向西方借鉴了自我反思、叛逆的道德观和思想批判的范例，拥有了反思、批判传统的能力，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自主的国民意识，从而可去唤醒他们的同代少坛 “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鞭答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广泛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以期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就此展开。 与此同时，寻求“富强”的理念再度加强。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就意识到要发展军事首先要有强大的工业，对“富强”的渴求促使他们切身投入“洋务运动”中去。虽然甲午海战的溃败暴露了制度建构的问题，继而“戊戌变法”又将“新民”问题提了上来，并最终走向“五四”，但“富国强民，“救国存亡”的任务一直都在。因而“五四”知识分子在宣扬启蒙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时候时刻不忘亡国灭种的压力。这也敦促着他们在寻求精神独立自由的同时，要找到一条通往“富强”的现代化之路。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早期的“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五四”启蒙，无论是从“五四”精英的留学经历，还是从他们所宣扬的理性、独立、自由等学说来看，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精英们所接受、宣传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架构模式，而这种以资本主义配置为典范的现代性观念在中国虽然轰轰烈烈一时，最终走出来的却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深究。 　　一、启蒙的混沌 　　如今，我们通常把“五四”时期一系列宣扬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活动视为类似西方启蒙的运动，甚至就把它叫作中国的启蒙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但事实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发起这一系列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提出“启蒙”的口号，更没有有意识地用启蒙这一核心概念指导启蒙主义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他们深怀对传统文化的失望，舍弃了本土精神资源，大量援引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平等，“自亩，“人权，“辩证法，“自然主义古典主义净良漫主义”等一系列词汇尚未被充分解释就被广泛传播和运用。对西方文化“大杂烩”式的接受和误读、悲愤急迫的变革热情和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五四”知识分子陷入一种“混字甘“失语”的困境。可以说，20世纪初叶，中国文学的启蒙主义就是在一种词汇的“爆炸”与贫乏、意识的所指与能指所构成的张力中确立起来的①。虽然这些所谓“新”的知识和理性精神都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但这样冲劲有余而底气不足的启蒙姿态是很难指导中国走上一条有系统、有脉络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或者可以说，立志于唤醒国人、启迪民智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以自己所掌握的这套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如果从西方内在的思想谱系上了解现代性，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太相同的径向。一个是通过法国启蒙学派、“百科全书派”到康德，是哲学、世界观、知识论，包括伦理学等方面的现代性建构，这是一个精神性和价值性相当突出的现代性叙事②，代表着欧陆理性，也是许多“五四”青年所探求的“科学的世界观”，用以反传统、反权威、反思想禁锢。它所突出的是启蒙的理性精神，突出现代性的价值认同。另一个是从新教伦理开出的现代性，其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通过肯定人格的独立和权利的自由改变了人们的财富观，从而引导了一种突出市场、突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种突出人和人权、打破宗教迷信的观念进入中国后，演变成为对自由和民主的诉求，知识分子借此号召民众打破对君权和专制统治的迷信，呼吁人们释放本身的欲望，从而有力打击了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儒家伦理纲常，但资本主义却仍没有因此而发展壮大。 　　撇去社会经济基础不谈，仅从“五四”青年所宣扬的启蒙精神来看，我们只能说它是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传播者的误读，进入中国社会后的变形，以及理性和实用两种谱系的交织混杂，启蒙精神变成了一些针对近代中国国情而生的口号和旗帜，它的混沌使它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鲜明特质。失去了理论的明确J险，那启蒙精神原本所对应的资本主义的一套现代化配置也很难发生作用了。这从理论传播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二、“救亡图存”的压力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考量的话，中国“五四”启蒙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着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