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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辨体理论的文学史价值 　　一 　　晚明董其昌《合刻罗文庄公集序》云:“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董其昌将师古与师心相提并论，并认为二者都是对时弊的变革。董其昌指出，格调派之“师古”，就如同阳明心学之“师心”，具有重要的意义。董其昌将格调派与心学并举，似乎已认识到格调派师古文学观的改革的意义，但他没有展开论述。这给后人留下阐述的空间，但也容易让人陷入迷途。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在有明一代逐渐成为僵化的教条和获寻功名利禄的工具，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致良知”的心学观，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促成了明中后期学术思想的自由风气。虽然后人认识到王阳明心学之解放思想的意义，而受心学影响的“性灵论”也倡导自由表现思想情感，并以此来批判格调派“师古”文学观，这更让人产生迷惑，师心和师古怎好相提并论?受阳明心学影响的黄宗羲，其《明文授读》卷三十六李梦阳《诗集自序》评语云:“其时王文成可谓善变者也。空同乃摹仿太史之起止、左国之板实，初与文成同讲究之功。文成深悟此理，翔于寥落，反谓文成学不成而去。空同掩天下之耳目于一时，岂知文成掩空同之耳目于万世乎。”钱钟书指出:“盖谓词章之真能复古者亦即义理师心之王阳明，道统文统，定于一尊。黄氏此论，固能一新耳目，其心无乃亦欲尽掩耳目耶。”因此钱钟书指出:“有明弘正之世，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理学则有阳明之师心直觉，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悖。”钱钟书认为复古与师心是根本抵牾的，认为黄宗羲所持真正复古者是师心阳明心学的观点，是掩人耳目的。钱钟书也没有展开论述复古派之意义，似乎还含有贬低复古文学的意味。而廖可斌指出:“复古运动与阳明心学，一属文学，一属哲学，它们的产生，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但同时又都是明朝弘治、正德间特定的社会现实的产物，是时代母亲生产的一对孪生姊妹。它们的同时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有密切内在联系。在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但在突破程朱理学、倡导主体精神，反映当时个性解放这种根本的时代要求上，二者是一致的。它们可以说是当时进步思潮的两大潮流。”如果说阳明心学提倡“心即理”，以自我道德良知为本体，具有打破外在权威、敢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内核，反映了当时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认为前后七子等人的文学创作倡导主体精神，反映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把“师古”等同于个性解放，就有些扞格不通。董其昌所言理学之变始于王阳明之心学，而文学之变始于李梦阳之“师古”，文学和理学是分别独立的两个领域，理学有其自身的性质，而文学也有自身的特点。后人往往以文学之外的眼光来看文学，探求文学的思想深度，因此才有了格调派文学“突破程朱理学、倡导主体精神，反映当时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此类论述。这种种论述，还是站在文与道或文与质二元划分的角度来评判文学，而文学本身的价值却被遮蔽。李梦阳等前后七子及其他复古派诗人的辨体理论，强调文体格调等形式因素，其理论之价值，在于它不是从文与道二元立场来分析文学之实用性和功利性，而是关注文学自身的内在机理和美学意义。 　　二 　　明代对诗歌传统本身的认识，在宋代诗学理论开始关注声律、偶对、字句及体制等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师范传统，发明传统，形成这一历史时期最具特色、也是成就最为显著的辨体理论。明代辨体理论文献丰富，是有明一代文论思想的主要内容，除了大量的单篇论文之外，以总集等形式出现的著作就有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杨慎《绝句辨体》、高棅《唐诗品汇》、徐学夷《诗源辨体》、胡应麟《诗薮》、胡震亨《唐音癸鉴》等。师古在于辨析和学习古代典范的体格。高启《独庵集序》云:“诗之要，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高启指出“格”是诗之关键之一，“格”本指一定的量度，引申指法式和标准。被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指文体一定的体式或标准，指作品的体格。总之，格以及格制、格范等概念，指符合规范体式的形式创制，以及由这种创制所形成的作品的整体风格。辨体，就是对诗格的认识，包括形式法度和整体风貌。 　　明代诗人的辨体意识比较普遍，如李东阳: 　　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有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调，如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红药当堦翻”，虽一时传诵，固已移于流俗而不自觉。 　　王廷相《刘梅国诗集序》云: 　　君子之言曰:“诗贵辩体。”效《风》、《雅》，类《风》、《雅》;效《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