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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晋商的道德自觉 　　作为商业主体，明清晋商虽以财富为诉求，却以价值理性引导和评判行为的合理性，形成了以信义为特质的道德自觉。所谓道德自觉，指行为主体对相关道德规范的深切认同和自觉担当，是主体依据价值应然所做的自我约束。明清晋商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他们坚执对于信义规范的内在立场，“首重信，次讲义，最后才是利”，自觉地以道德的方式遵从自我获利的驱动力，最终“执各大埠商界之牛耳”。今天，面对经济与伦理之间依然存在的疏离与紧张，剖析晋商的道德自觉与商业绩效之间的关联互动，对于促进商业主体的道德自觉、提升其行为自觉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一、“杖信如介石”的诚信自觉 　　诚信是传统伦理的重要规范，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被行为主体的意识所意向并内化为道德自觉。虽然不少主体自我标榜诚信，但实践中却往往将其作为外在的假设条件而悬置。面对现实的利益诱惑，许多人会牺牲原始的情操，为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而背离道德规范。然而，明清晋商始终坚持经商有道，做人有德，在商业实践中坚执“杖信如介石”的伦理品格，使被贬抑的商业活动闪现出诗意的理性光辉。 　　(一)诚信笃实 　　“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性朴而心实也。”与其他商帮的智术、榷算相比，晋商凸显出诚信笃实的性格特征和道德自觉。他们视诚信不欺为立身处世的根本，虽以获取利润为指归，却坚持立人为本，诚信为先，宁自茹苦绝不负人，因而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以“笃守信用”来界定晋商的伦理品格。 　　以山西票号为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票号的很多京城分号被抢掠焚烧，库银房屋和账簿契据荡然无存，“失款之状，更令人发毛森竖”。而此时太后西逃，局势混乱，“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川、山西各处云合雾集”，票号处境艰难，困苦之极。依照常理，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履约困难，票号完全可以向储户说明情况，待条件具备后再行支付。然而，以口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宁弯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失信于人，他们坚守“见票即付”的承诺，只要储户拿出汇票，即见即付，以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山西票号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诚信实际上是一个人对自己做人的一种态度，是对自己做人的尊严的一种与定。”州晋商坚守“买卖一句话”的信条，以良心为尺度对自我的行为进行价值把握，往来交易中甚至不立契约，不定合同，只凭着“一言为定”。他们将诚信视为责任的担当、人格的确证，不管对于何人，不管如何艰难，儿是自己应允过的就绝不食言，更不会欺诈，以“不忘死岂弯背生也”的信义精神对其人格品行做出了自我诊释。 　　在经济学语境中，诚信往往被理解为行为主体基于利益计算而采取的一种方案选择。然而，晋商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群体，其信用历经五百年直至衰亡仍然值得称道，显然不仅仅是基于工具式的理性考虑，而更多的在于主体的价值理性和道德自觉。“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诚信之于晋商内蕴着主体的自觉与自愿，是主体的自我立法、自我命定。诚信对于晋商是目的本身而非服务于特定目的的理性工具，因而即使在接受规范约束有悖于个人效用最大化时他们也会选择坚守。事实上，即使在走向衰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晋商也坚持了诚实笃信的道德操守。正如赫伯特·金迪斯所言，被内化的规范并非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作为个体偏好函数最大化的自变量被接受的。 　　(二)禁伪除作 　　商业活动都存在一个价值取向和利益对待问题，每个主体的行为抉择其实都是在各种应然之中做取舍。“一口耍奸，可以欺市;二口耍奸，可以愚民。但历史上没有哪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地以奸混迹于世。”在晋商看来，商业主体虽以财富为诉求，但应当将伦理正当性作为商业行为的价值判断，自觉地对个体的感性欲求进行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 　　面对现实的利益诱惑，晋商能够以良心为尺度进行自我审视和反省，自觉地对本能的、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克服和纠正。雍正年间，由晋商控制的赊旗市场有商家私下改戮换秤，偷奸取利，”是以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关帝庙，公议秤足16两，戮依天平为则”训。作为乡神，关公在晋商的心目中神圣而严肃，表征着讲信义、重然诺，立身处事不违良知的人格特质，为此晋商不惜以关公的神威来规范自己的职业操守，形成了缺人一两就会损福，短人二两就会伤禄，宰人三两则要折寿的内在约束。 　　商业活动类似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行为选择成为关联伙伴断定其品格的依据。“若潜在的关联伙伴坚信同他们打交道的行为者在同他们的关系中按规范行事，而且即使遵守规范在具体情况下对自己不利时也会服从社会规范，他们就会承认他为自己的伙伴并进行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万门由于晋商对待顾客以诚相交，销售商品童史无欺，因而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