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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理念 　　日本文化精神从萌芽初期，首先表现出以原始“万物有灵”的神道思想为根基的“真实”的朦胧意识。所谓“真实”，既具有如实呈现的、写实的“实”，又蕴含着道德的、感情的“真”，是朴素的真实，原始的纯情，如童心般的境地。“真实”思想最早在上古无文字记载时期的言灵信仰上反映出来，从咒语、歌谣、祝词、古代神话传说这些原始的文学形式，围绕生与死的主题，表现了人的最初生活意识和最原始的愿望，再经过八世纪《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最早和歌总集《万叶集》等作品的洗练，逐渐形成了“真实”的理念。这种重视真心和真诚的“真实”流贯于日本文学始终，成为日本美学思想的根底。 　　平安时期开始在“真实”意识中萌发“哀”的理念，逐渐演进为情趣化的“物哀”美学思想。记纪所记载的神话、歌谣所表达的对国家、民族、集团性质的“真实”感动，是对自然、神灵的共同感动而产生的“哀”，不是单纯个人的情趣，至《万叶集》后期，逐渐开始产生抒发个人情感，反映朴素的真情实意。平安时代的日记、随笔以反省自己为动因，表现自然的内观世界。紫式部以“真实”作为根底，深化了主体感情，创作的《源氏物语》被视作“物哀”文学的先驱，更新了上代的美学精神。这种“物哀”是心物相接受到感动后的喜怒哀乐诸相，是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的调和，涵有现实的理想化，成为当时美学理念的主流，又超出文学领域，影响到古代日本人的精神和行为规范。如日本人对大自然的钟爱如日本文学纤细、优雅的文风。平安时代中期，源于“真实”的“物哀”美学思想的完成，代表了纯粹的日本本土精神，确立了日本文学的美的价值。 　　这种幽玄精神，与松尾芭蕉lt; 1644-1694徘句的“闲寂”相通，是相似的情感象征，只是幽玄的情趣内容中有空寂一妖艳等的变化。而“闲寂”导出的哀婉的余情表现中蕴含着“余韵”“细腻”“轻妙”，是“不易流行”。所谓“闲寂”是在中世以来的幽玄基调上，融入枯淡闲寂的情趣，经由西行、慈圆、宗抵的努力，终由芭蕉完成，树立了风雅、“闲寂”的蕉风，进入禅寂的意境。这种情调并非流于表面，而是作者基于实际体验的内心观照，所以即使华丽、美艳的题材也能渗入，将枯淡与柔美加以调和，达到虚实相生的余韵之境。这样，平安的“物哀”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以“真”“实”为基础，形成“哀”中蕴含“寂”，成为“空寂”与“闲寂”的美学思想底流。 　　日本人将茶道、花道都提升到一种艺道的高度，是因为日本人不仅满足于艺术性的追求，更因为他们将艺术视作与人生不可分割之物。茶道、花道之所以重礼仪、做法，是因为从严格的“型”和形式中可以象征性地体现本质的东西，寻找真的生命的精神，直观性与象征性相融合。这种经“型”来寻找白光般的纯粹，便是种“修行”，是悟“道”之心，成为日本文学精神的重要一面。将奔放的热情与才华融入“型”中进行锤炼，寻找内在的生命之光。他们相信即使有时重视机智的技巧主义，最终还要归于平淡无味的境 　　近代的日本社会，引入了西方“文学”概念，受到西方注重文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是日本传统的审美理念依然是日本文学发展的底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便是在传承日本古典“物哀”的美学传统上，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影响，创造了哀怨、余情的文学，充满了轻淡的感伤和不尽的韵味。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大江健三郎，正是既汲取日本古代文学中的想象、象征、幽玄等营养，又积极吸收存在主义等西方文化，才得以构建兼具日本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学世界。当代人气作家村上春树文学的基调也依然是孤独与无奈，文字独具古典韵味，轻畅又寓意颇深。如前文所示，以直观的“真实”为根基，心物相接时的“物哀”、“幽玄”的空寂、闲寂、重“道”“型”的精神、爱“淡”“轻”的心境等，有一条纵观日本文学的持续主线，沿着这些精神的衍变轨迹可以探寻日本文学的精神史。接卜来探究与之相对的日本国文学所隐含的民族精神。 　　隐含的民族精神原始的“真实”美意识的背后，是日本人敬神爱国的精神。基于日本国土建成的事实与理想，上古的人们相信神建国土、自然、人类，通过诸神的交涉，最终由天照大神统一国家，天孙降临最终现实的国土成立，神皇作为神的后裔永久地继承、建设国家。这种国家的信念、民族的自觉贯穿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祝词、宣命、《万叶集》，经由《神皇正统记》和近世的国学精神发展起来。《古事记》《日本书纪》明确编纂的方针是“邦家之经纬，土化之鸿基”，以及“消伪定实，言意并朴”，《万叶集》以天皇御制歌为开端，颂“君土是神明”的歌甚多。其所宣扬的是神皇意识和国家精神，其“真实”的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在尊皇与爱国、树立天皇和英雄的形象上，即以神皇道义为根本。天皇作为现世神，是国家最高的神格，皇室成为国家、国民的中心。这种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精神成为日本文化的根底和源泉，不仅渗透到文学中，还体现在当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