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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历史哲学的主题回归与问题转换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各个方面对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否定和批判，但他们似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方面:黑格尔毕竟是在思考历史本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毕竟是把历史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来把握的，比之认识论层面和语言学视角的现、当代的各种历史哲学，黑格尔毕竟没有跑题儿。更重要的是，这个如此复杂、如此困难的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思考的非凡勇气和巨大魄力。我们看到，在黑格尔之后，除了马克思，似乎鲜有出其右者。“思辨的历史哲学”留卜的问题-用何兆武先生的说法-“客观意义上的历史规律性”问题，在现、当代的历史哲学当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搁置和放弃了。 　　但历史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永远都不会消失。而人类的历史命运并不是什么神秘之物，如前所论，它就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能已经不必借助于各种神秘色彩和宿命情结来思考人类的历史命运了;扬弃命运观念的神秘性和宿命论因素，同时又在命运的深度和高度上来思考、理解和关注人类的命运，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锁定历史复杂性、聚焦于历史复杂性，这或许就是今天的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哲学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哲学一历史思维的新一轮的主题回归和更深层次的问题转换。 　　第一，只有锁定历史复杂性，才更有可能理解人类历史或人类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复杂性其实也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对于人类本身的自我相关性。人类的命运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创造这种命运与承当这种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刀耕火种、披荆斩棘、革路蓝缕，还是有母无父、生殖禁忌、图腾崇拜;无论是鸡犬相闻、宫殿峻峨、和平生息，还是硝烟战火、生灵涂炭、文明屠毁……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自己亲手造成的，人类必须承担其后果与责任，包括可能发生的人类自身的灭绝。也就是说，这种后果与责任首先不是自然或宇宙的后果与责任，不是“他者”的后果与责任，而是人类自身的后果与责任，它直接构成了人类自身的某种自我相关性，规划着人类未来存在的可能性的大小、有无。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不是快乐或者幸福的园地。”在这个意义上讲，“无所不能”的实践不仅可以是伟大的，同时也可以是危险的，甚至是毁灭性和悲剧性的;它如果像某些对“实践论”的解读所认为的具有尽善尽美的思想意义，那么它就是空洞、抽象、荒谬、可笑的，就是缺乏恩格斯意义上的“历史感”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反思能力”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当人们主宰自然的时候，自然的冷漠并非无动于“衷”、亘古如斯;因为自然就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它的存在未必不是人类自身的存在厂在人与人的关系方而，当人们屠绝同类的时候，同类的灵魂并非默然无语、寂灭无踪;因为同类的灵魂也是人类的灵魂，它的呻吟未必不是人类自己的呻吟。在这个意义上讲，不仅道德具有历史性，历史也同样具有道德性，而且是一种更为根本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的最后的或唯一的底线就是人类自身的存在或生存。道德性与历史性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是完全同一或统一的，它构成了人类自我相关性的重要内容。这种自我相关性不仅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有着日益深刻和复杂的内容，越来越直接地指向人类自身，指向人类对于自己命运的责任;它同时也意味着，至少在两个反思性的方向上存在着巨大的空问，即:历史对于人类自身可能构成怎样的意义，人类自身可以追求什么样的历史。 　　第二，只有锁定历史复杂性，才能为历史哲学敞开更大的思想空问。历史复杂性是最大的复杂性。对此，恩格斯在论述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明:社会历史运动当中包含宇宙中所有已知的低级运动形式和规律，但是不能还原为任何一种低级运动形式和规律。苗东升教授在《论复杂性》一文中，则从“复杂性的根源”的角度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观点。根据该文，复杂性有规模复杂性、结构复杂性等13种根源。但这13种根源在自然世界并非皆有，而在人类社会中才诸根俱全，且随处可见。比较两种思路，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在科学哲学方面对于历史复杂性作为最大的复杂性给予必要的肯定。从历史哲学方面来看，历史复杂性既不能归结为纯粹必然的逻辑对应物，也不能归结为纯粹偶然性的逻辑对应物，同时还不能归结为抽象意义上的、非历史性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而只能初步界定为具有真切而丰富内容的、历史性的、破缺性的存在。历史复杂性对于所有历史真理、所有已然存在的历史哲学结论、任何活生生的哲学一历史思考，都构成真正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思辨思维和实证探索都受到强有力的制约。 　　对于前者来说，脱离历史的、极端化的形而上倾向往往要受到历史本身的嘲弄，因为历史进程的生成性和各种不确定性往往并非如其结论那样“如此这般”，正如某些“思辨的历史哲学”经常遭遇的那样。对于后者而言，人类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