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个“偷书贼”.docVIP

我的父亲，一个“偷书贼”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开始大量“进城”，参与城市建设，农民工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在数千年乡土文化影响下，对于生于斯、长于斯、长眠于斯的农民而言，大规模进城尚属首次。然而，“进城”之路并不平坦，几乎每一个试图闯入城市的农民，背后都有一段写满艰辛与痛苦、甚至屈辱与酸涩的《入城记》。 　　1 　　父亲是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读完高中的文化人，然而一生梦想能够在自己手里“改门换户”的祖父，在去世之前，也没彻底原谅父亲。祖父认为父亲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未能成为吃国家饭的文化人，最让祖父不能释怀的是，父亲也没能守住农民本分，不在地里谋食出力，非要进城当一个“即非农也非工”的农民工。用祖父的话来讲，这就是“瞎折腾胡闹！”然而，我得感谢父亲，倘若不是父亲提前“进城”，我的“进城”记忆，恐怕要推迟许多年。 　　故乡在陕甘交界处，距离它最近的城市是宝鸡，二者相隔仅有几十公里路程。十五年前，母亲带着我和一堆包裹，在大年初六的早晨前往西安时，我曾在宝鸡短暂停留，十五年后，这座城市留给我的印象只剩下了一堆黄牛票贩子和使人呛鼻作呕的汽油味道。那一次，我们是去找父亲。 　　十五年前，我七岁，第一次走出山村。弟弟小我三岁，年纪尚幼，对此次出行，他未曾表现出异常激动。我则整宿没睡，想象城市的高楼，想象电视里坐落于城市大街上的丝路雕像，钟鼓楼、大雁塔，当然还有传说中的古城墙。我已经忘记母亲为什么要赶在大年初六去找父亲，按照乡下风俗，正月里不过初七，一般不能出远门，我们那里的风俗更特殊，过了元宵节，正月十六才是乡下人集体出远门的日子。 　　家乡和西安相隔有足足二百四十公里路程，当时没有直达车次，我们只能先搭乘班车到宝鸡，再从宝鸡转乘西宝高速至西安。母亲走地很早，那天正值雪后初晴，很冷！正月里班车本就不多，一场大雪过后，天冷地滑，车次安排地更少了。祖父劝母亲再等几日，但母亲态度坚决，左手抱着弟弟，右手拉着我，母子两背着笨重的包裹，硬生生挤上了一辆膨胀的汽车。那种班车如今在公路上已很少见到，白色、底盘低，没有暖气，车顶焊有一个货物架，堆满了鸡、羊，还有成捆的编织袋。前几年，我在北京798艺术区见过一辆，作为复古艺术品陈列在一个房间内。这种车型定额不足三十人，但当年它严重超载，母亲和我挤进一个逼仄空间，抱紧包裹，捂好钱袋。雪后的山路极其难走，班车就像一个臃肿的胖子，跌跌撞撞蹒跚向前。虽然我被摇得天旋地转，五脏六腑浑然不知所在，但母亲再三叮嘱我不要睡过去，那些年头，扒手猖狂，抢劫伤人的事情时有听闻，甚至有扒手直接在外面砸碎车窗玻璃，强行抢走乘客的行李。当时我靠窗而坐，母亲大概也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至今犹记，一路上班车抛锚五次，每次抛锚，司机便破口大骂，吐一口浓痰，钻进车底下检修，然后再一脸油污爬出来。倘若遇到交警查车，司机笑脸拜托靠近车门的乘客先下车，委屈他们步行一小段路程，待班车顺利通过检查站后，再等这些人赶上来。就这样，汽车在穷山恶水之间走走停停，我隔着窗户，看雪后的山峦，远眺熟悉但又陌生的黄土高原，猜测父亲的城市究竟藏在哪座山后面。 　　2 　　汽车到达宝鸡时我已睡过去很久。母亲叫醒我，我揉揉眼睛，高楼与车流，人潮与喧哗，大片的的黄土高原已不见了踪影，我兴奋激动，以为自己已经到达朝思暮想的古城西安。母亲催促我赶紧下车，又拽着我和弟弟匆匆奔向车站另一头。母亲跟一堆黄牛党砍价、争吵、骂街，挤出人潮，塞给我一块葱花油饼，说： 　　“快吃！还有三个小时高速！” 　　我饿疯了，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闻着车站呛鼻的汽油味道，大口咀嚼葱花油饼，打量对我而言新奇未知的世界。高速依旧超载，但很暖和，车上不断有人晕车呕吐，一位老人带给女儿的一篮子土鸡蛋不知被谁不小心踢碎，老人哭诉一路，但没有一个人理睬。一路走、一路走，我们终于抵达了西安，钻出车门，天已经完全黑了！ 　　父亲当年是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和一帮四川民工住窝棚。一家人虽已团聚，但实在无处下榻，父亲将母亲和弟弟安排在了一个相识的工友老陆家里，后来学到“寄人篱下”这个词，我想到了那一年的弟弟和母亲。那天晚上，我和父亲睡窝棚，父子俩盖一床铺盖，窝棚潮湿阴暗，锅碗瓢盆、钢筋水泥同处一室，四川人逗我聊天，抑扬顿挫地讲些荤段子，我听不懂他们口中跳出来的许多话，但他们烧的饭菜很好吃，尤其是醋溜土豆丝和麻辣豆腐，那美味至今让我不能忘怀。十五年来，我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无数次“四川人很会吃”的观点，便是渊源自十五年前，我在窝棚里的所见。 　　一家人在西安一共相聚了五天。西安的一切都使我兴奋，公交车窗上闪过丝绸之路雕像，我大声喊：“第一个是波斯人。”车上乘客惊奇地夸赞：“这娃娃小小年纪知道的还挺多。”在小饭馆里，父亲询问餐馆老板鼓楼所在，老板坚持认为西安只有钟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