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可珍贵的文缘.docVIP

殊可珍贵的文缘 　　五年前，一个国际华文作家研讨会，选择在我定居的檀香山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什么，我早已忘记。只记得，认识了不少文化名人或非名人，其中包括像任芙康老师这样的性情中人，以及由他带来的《文学自由谈》。 　　这是一次不经意的邂逅。虽然我们素昧平生，虽然他要长我十多岁，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围绕夏威夷的历史，自然景观所衍生的话题，此起彼伏，有一见如故之感。不似以往接待的国内人士，任老师一言一行都显示出独有的率真。几天下来，好感陡增。我庆幸自己的缘分。 　　仍然是那次文学研讨会，与会者中，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是85岁高龄的罗锦堂先生，是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在一次小范围的朋友聚餐中，任老师认识了罗先生，交谈中得知，罗先生曾是台湾唯一一位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之人，当时口试主考官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以一位编辑敏锐的嗅觉，任老师觉得此中有故事，又听我说，刚写了一篇关于罗先生的文章，他想看看那篇文稿。我回家将稿件打印一份，当晚返回夏威夷大学林肯招待所，送给任老师。 　　隔日早上，任老师见到我，说，稿子看了，请将修改的几个地方更正在计算机上，然后用电子邮件传给他留下的一个信箱;言下之意，这稿子，他采用了。也难怪，我当时似乎未听明白，表现出一种意外甚至木讷迟钝。试想，一个从未在国内投过稿，未在国内刊物发表过文章的人，居然不期然被告知，她的文章将印成铅字。惊，是有的，喜，没来得及，压根儿没回过神来;即使眼睛再多眨几下，也无济于事。 　　那一天，整个人处在似真似幻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夜深人静时，我坐在灯下，急忙取出任老师赠送的《文学自由谈》，独自面对它，带着好奇、审视的目光。 　　眸子在文学自由谈的“自由”二字上停顿良久。这年头，国人穿件袒胸露背的上衣，剪个奇形怪状的头发，讲点什么政治笑话，无需顾忌，很自由。一扯到正儿八经的事儿，如文学，“自由”就销声匿迹、不知所踪了。回首国内的经济发展，在过去三十余年宽松的体制下腾飞了，自行车换成汽车了，爬行的火车变为高铁了，而文学的发展，也很畸型。许多文人为金钱而写，为物质享受而写。于是，文坛的丑相、怪相、奇相应运而生。而眼前这本文学批评刊物，敢宣扬“自由”二字，不知里面卖的是真货还是赝品？它能如何相对自由地谈文学？ 　　我是从扉页、封底的包装语读起的。 　　好一个别开生面的开场白！有趣，有个性，有深度，更有操守。它没有令人厌恶呕心的大话、空话、假话，而是一番真诚，实在，而又俏皮的自我介绍。它有门坎，但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随意便能跨越。无论山珍海味，或萝卜白菜，但凡做出自己独到的风味和内涵，皆为此刊青睐。从目录上的指引，再细读李国文、陈冲、韩石山、李建军等人的文章，自有一份亲切感。顾不得一天的疲劳，我一篇篇读下去。作者们写得有张有弛，激情犀利，责编来个画龙点睛，睿智机趣，我读得意犹未尽，酣畅过瘾。它像一针兴奋剂，让我睡意全消。在当今不尽如人意的文坛乱象中，能看到直言、真言，甚至是理智的狂言，国内竟有如此奇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从那以后，几年下来，我感觉《文学自由谈》办得如此风生水起，与编者丰富的学识，世事洞明，并能长袖善舞有关。文学批评杂志不好办，言轻了，无关痛痒，毫无意义;说重了，有伤和气，甚至惹上官司。如何把握此中的尺度，很是考验编者的驾驭能力与智慧。 　　《文学自由谈》不在乎你是左翼还是右翼，保守派还是先锋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自圆其说”，它都一视同仁，都为你提供“说三道四、显才露智的版面”。它紧盯热门话题，也不忘旧话热炒，把敏感问题抛出，再组织论点相反的一面进行辩驳。一来二去，再来再去，看得读者兴起，心中拍手叫好。待双方论得个脸红脖子粗、不相上下时，它将舵一转，另觅一个话题，另辟一片论场。文学评论本无需结论，也没有绝对的真理，而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思考、思辨的场所。 　　一本好的杂志，其后面必定立着一个人，刊物的趣味即此人的趣味。由于任老师，我认识了《文学自由谈》，由于《文学自由谈》，我更加认识了任老师。 　　如今“老师”一词泛滥，人人互被称为老师;凡是不知对方为何方神圣时，道一声老师，不亢不卑，礼貌且不失身份。但我称任芙康为任老师，是发自内心、诚心诚意的。 　　任老师能言善辩，出口成章。即便是聊天，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亦不失为一篇活泼、幽默，且充满理性的文章。因远隔着大洋，每次请教，都是通过电话交谈进行。有时话题无边际，无论家事国事、新闻旧闻，随口道来，他那头如说单口相声，滔滔不绝，我这边捧腹大笑，笑出泪花。这里不妨录一段通话记录以为佐证： 　　别人叫我老师，我说你别叫，叫了以后要改口，何必呢？我年轻时当编辑，许多人叫我老师，我信以为真，也就容忍，起码不拒绝。然后过一段时间，这个人有出息了（没出息的还在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