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余波，问责如何赢得人心.docVIP

“呼格案”余波，问责如何赢得人心 　　这是一则深夜发布的新闻，准确地说是2月1日零点整：内蒙古新闻网发布消息，在呼格吉勒图案经改判无罪一年多后，有关机关和部门迅速启动追责程序，依法依规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 　　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了，但追问结果也成了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根据发布的新闻，除了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曾任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因涉嫌职务犯罪，依法另案处理外，其他人等的处分结果是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行政记过等4大类。对于这样的结果，用新华社新媒体专电报道的话来说，“引发网民热议，‘追责过轻’‘走过场’等质疑声不断”。 　　暂且撇开具体处分结果不论，单从形式要件来说，“有关机关和部门”是谁？这27人在呼格案中负有何种责任？“依法依规”到底依的是哪个法哪个规？这些问题在新闻发布中都缺乏清晰的说明。 　　事实上，围绕呼格案追责事件展开的这场讨论，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反映出，如何构建健全的问责制度，让问责文化真正扎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甚至也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问责是什么？ 　　问责，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政治是责任政治。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对现代国家有个三要素的概括，即国家能力、法治、民主问责。民主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现代国家必有问责机制。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问责场景最熟悉的，莫过于在发生大的公共事故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地方发生了人员伤亡较多的事故，不仅有对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追究，对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行政追究，即使如地方主要领导，也常常会有新闻发布会上鞠躬致歉的一幕。这对应了问责的不同层次，以及这些层次之间的区别。 　　最应该区分的是问责和责任，即两个英文词汇accountability和responsibility的区别。表面上看，两者都是说责任，但内涵不同。 　　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1月31日，中纪委官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下属违纪领导被问责，这事到底冤不冤》。中纪委官网“每周通报”最近公布了不少下属犯事，一把手跟着“倒霉”的案例。这篇文章主要是反驳一些为领导叫屈、打抱不平的论调。这里就涉及到责任和问责的区别。下属犯了事被追责，比如承担相应的行政或法律责任，而一把手被问责，问的是领导责任或者说是政治责任。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比如一个地方，发生了不少腐败案件，或者干部带病提拔，与主要领导未必有直接关系，主要领导被问责的也不多见。但如今就不一样了，中央明确了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职责、一案双查等，追究的就是领导责任，说到底就是政治责任，不是开个会、讲个话、签个责任状就万事大吉了。 　　十八大后，问责制度建设方面，纪委系统的确走在了前面，最要害的就是区别了一般性的追责和政治问责。不久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六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还明确提出，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 问责事关人心 　　问责，说到底就是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或者说法。既然是交代，那么一定是让人信服的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说，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对老百姓的公平正义诉求的真切回应。 　　人对于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合理化解释的需求。失掉人心，不是说社会出了一些坏事就立即发生，而是没有人对这些坏事负责任，“责任虚化空转”。 　　比如反腐，一个地方出现个把腐败分子，可能老百姓不会有多奇怪，但如果是多发频发，即使抓的直接搞腐败的再多，老百姓心里还是会有疑问。 　　王岐山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具体讲到了实行问责的主要情况，针对的也是这个问题：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力，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四风”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选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连续出现问题，巡视整改不落实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 　　反腐达到一定威慑效果后，再推进问责制度建设，这符合改革不断深化的逻辑，符合改革不断被问题倒逼着前行的逻辑。只查案子，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本”在何处？就是要直面一个地方或者系统贪腐案件频发背后的政治责任。这是和过去根本性的不同。这也符合人心的期待。 　　尤其是，王岐山的报告还提出，追责情况要定期报告，典型问题要公开曝光，使问责形成制度、成为常态。呼格案追责结果引起这么大争议，本身也提出了怎么问责、如何公开的课题。冤狱昭雪，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但不建立起冤假错案发生的领导责任问责制度，想让老百姓真正信仰法律，那还是非常困难。即使主张循序渐进的推进，那么迟早也按照反腐的问责制度建设的逻辑来进行，比如现在实施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登记备案责任倒查等。 　　说白了，人心的最终指向就是对于体制的信心。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