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型制度因子的财政风险分析框架——模型及实证分析.pdfVIP

第31卷第2期 财经研究 Vo1．31 No．2 2005年2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eb．2005 内生型制度因子昀财政风脸分析框架 — — 模型及实证分析 祝志勇，吴 垠 (西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认同中国财政风险的积聚是由制度缺失、不完善和不均衡造成的同时，还应 将制度因子即“内生变量”纳入到财政风险分析框架作量化考察。文章构建了一个包括国 有化率(GYHL)、市场化指数(SCH)、财政分权指数(CZFQ)和交易费用率(JYFY)这4个 制度因子在内的财政风险影响模型。逐步回归后发现国有化率和财政分权指数对财政风 险的影响最大，并解释了国有化率和财政风险指数(CzFx)呈反向变动的原因。实证分析 提醒我们，必须做好微观制度层面处于核心地位的国企改革的文章，同时要把握好宏观 “政制”改革层面中财政分权改革的范围和限度，最终从制度上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关键词：制度因子；财政风险；国企改革；财政分权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52(2005)02-0005-09 一 、 财政风险指标(CZFX)的确定 中国的财政风险具有隐性、或有和预算外的基本特征。按照政府作为“双 重主体”①承担财政风险的假定，确定财政风险的特征性指标，必然要综合考 虑政府所承担的隐性担保、或有债务、预算外收不抵支规模、国企的政策性负 担、银行不良贷款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等若干细目，再分别给这些细目赋以一 定的权数，最终加权合并为一个综合性的财政风险指标。虽然该思路比较全 面，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行不通的，因为隐性、或有、预算外事项、银行不良贷 款规模以及社保资金缺口现阶段很难找到比较可靠的数据支撑，这从近年来 中外专家对中国整体财政风险的估算存在较大差异就可略见一斑。即便找到 了相关数据，权数的确定也存在较大的主观性，比如同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国有企业未弥补亏损和农村合作基金不良资产这三个细 目，较新的估计数据分别为24 843亿元、7 531亿元和3 000亿元(截止2000年 底，刘尚希等，2002年)，但我们不能仅按照上述估计数据的大小顺序而轻易 收稿日期：2004-11-18 作者简介：祝志勇(1965一)，男，四川蓬安人，西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吴 垠(198l一)，男，成都市人，西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 5 · 财经研究 2005年第2期 地给这三个细目分别赋以0．5、0．3、0．1这样的权数，权数的确定应该按照上 述或有事项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加以确定，主观地赋值将有损于研究的客观性 和科学性。因此，财政风险指数的确定需要另辟蹊径。本文认为应将修正后 的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作为财政风险(CZFX)的评估指标，其计算方法是： 修正后的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CZFX)一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中央财 政支出+当年中央预算外资金支出) 选择它作为财政风险的代表指标，原因在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 时期，中央财政起着总揽全国经济的作用，特别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加强 了中央财政的实力之后，这一点更为突出，因此，无论从实务上，还是从道义上 中央财政对于地方性扩张支出后造成的赤字、大型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预 算外收不抵支状况的恶化以及随时可能变现的隐性、或有负债必然起着“兜 底”和“救火队员”的作用，由于我国尚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性公债(即地 方政府的即期应债能力极弱)，这就决定了中央财政的好坏状况将直接反映财 政风险的大小。修正项“预算外资金支出”的数据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它虽然不能代表完整意义上的中央预算外支出状况，但把它加在分母上可以 起到防止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被高估的作用。修正后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