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pdfVIP

2009年第 1期 总第85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Beifang Ethnic University No．1，2009 Gen．ⅣD．85 从 文学 到人类 学 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① 徐 新 建 (四川大学 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可以简括为田野考察和民族志写作。长久以来对于前者关注较多，而对 后者讨论较少。本文聚焦于民族志的书写层面，结合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 ，通过问答的形式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对特定族群写“志”这一点上，人类学可被视为一种文学；反之，文学也是人类学。 关键词：民族志；写文化；文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o8—2883(2009)01—0094—08 一 、 问题的起点：关于民族志的反思 提问者的基本内容：1．文化如何被书写、被对象化研究?2．文化为何被这样书写和对象化?3．对民族志作者 的访谈和书写反思。 回答前的基本说明：关于“民族志与文化书写”这个话题，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你们设计的问题比较宽泛，今天 我只能粗略提及。其中一些我会按照顺序大致回答 ，有些可能打乱 ，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的相关性是可以重新整合 的。为什么这个话题我比较感兴趣呢?因为从“文化书写”这个背景来谈民族志，从这个语境进入，就取得了一个 特殊的角度。自从人类学诞生以来我们就在讲民族志，但今天要谈的是“文化书写”，或者可以叫“写文化”。Writ． ing Culture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典著作?，以这本书为标志的一批反思性作品，对人类学的传统进行了整体 性质疑。在此以后 ，人类学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民族志与文化书写”是一个比较要害的问题。 (一)讨论民族志问题的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西方角度。西方的人类学可以不考虑也不照顾“非西方传统”，而有其自己的生长与社会环境和学术 史脉络，所以西方的问题在民族志反思中有一个西方的语境和西方的演变。另外是非西方角度。民族志被介绍到 非西方世界(印度和中国等等)后 ，发生了很大改变。 我们国内的人类学界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常常忽略这种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 ，习惯于把二者混淆在一个没 有边界的全球话语之中。我们常常模糊这种边界，比如在一篇文章里，既讨论费孝通、林耀华，又讨论马林诺夫斯 基、萨林斯，而且往往拿西方的理论来论证我们自己的观点，或者用我们的材料去质疑西方。这一点是需要注意 的。民族志的发展，西方有一个自身的转折过程，并且它有两个语境。对于中国学者和非西方学者而言，这两个语 境就是“本土”和“西方”。 收稿日期 ：2008—07—30 作者简介：徐新建(1955一)，男，贵州贵阳人，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教授，文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所长，主要从事文学与人类学研究。 ① 本文是在有关民族志问答基础上的整理和改写。问题提出者是云南师范大学李立，访问者是《西藏研究》刘红娟，整理者 为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王立杰、安琪。2008年4月问答。 (二)民族志需要重新界定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澄清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民族志需要重新界定。“民族志”这个词在相关学科的写作 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流行语。对一定比例的学者来说，他们用的是“民族志”的形容词意义，是一种借用、挪用和引 申。“民族志”在西方是 ethnography，在西方语境里，其含义非常丰富。对中国人来说，如果参与“民族志”意义的讨 论 ，就必须进人西语的语境里去 ，必须用西语的文本和概念，甚至用这个词的母语来对话。反过来也一样，即西方 的汉学家讨论《庄子》和《诗经》，也会面临一样的困境：汉语经验与西文世界的问题是不对称的。对于这种隔膜， 我曾经有过体会。我在康奈尔大学参加过一个暑期的工作坊(workshop)，讨论文化研究，发现很难理解他们讨论 的东西。因为我们通过翻译过来的“文化研究”思考时，已经树立了一种选择，于是就通过这种选择建构一个西方 的假象 ，认为他们就应该讨论某些(在我们选择范围之内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他们用的材料非常奇怪，跟我们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后来我理解了，人家或许一开始就不会假设一个普世性的话语 ，也不会假设一定要让非西方 人也能参与到讨论中。因此，一个母语所指涉的文化语境，其从语词到事象之间的完整性是我们要面对的b (三)民族志与汉语世界 我们再回到民族志。我们现在不追踪这个词的汉语翻译史与选词的准确与否，而是假定它在汉语中已经成为 一 个有效的、被共同使用的，即以人类学为代表的诸学科都在使用的词语。“民族志”在汉语经验中是有效的，因为 它成为了当下文化生产的基本材料和元素。但即便我们不参与西语原创语境的讨论，而是在汉语世界中，把它作 为一个有效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