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pdfVIP

2004年第 2期 NO．2．2004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总第173期 Sum NO．173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 刘 海 岩 (天津社会科学院 史所，天津 3001 91) 摘 要：近代华北自然灾害频仍导致灾民大量流入城市，是贫民阶层的主要来源。民国时期城市慈善限 济 系统的演变，是促使灾民转化为城市贫民阶层的重要 因素。“边缘化”是贫民阶层生存状 态的典型特征，这 种边缘化既表现在空间分布上，也表现在生存方式上。近代天津便是探讨近代城市贫民阶层的形式及其特征 的很好个案。 关键词：贫民；边缘阶层；慈善赈济；城市史；近代天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2—0032—07 1929年，有人在《社会月刊》上发表文章， 惊叹天津的贫民人数之多：“触目惊心的本市贫 民人数——35万 7干多。”[1]根据 1928年的统 计，天津市城乡(包括 5个区、3个特别区、5国 租界及郊区)人口总数为 154万多，而贫民人数 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 2O％。如果只计算市区， 贫民人口所占比例也高达 10％，1930年的统计 更上升到 16 。 天津是当时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 一 ，贫民人口竟然如此之多，以致成为一个严重 的社会问题。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如此庞 大的贫民阶层是如何形成的，它在近代中国城 市社会结构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一 般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一方 面取决于城市发展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多 种原因造成的农民“离乡”趋向的结果。 天津是近代兴起的城市，1846—1906年 4O 年间，城市人口由19．87万增加到 42．45万，增 长了 2．1倍；而 1906—1928年 22年间，人口从 42．45万增长到 1l2．24万 ，增长 了 2．6倍 ，成 为华北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2](P287)这后 22 年间。既是天津城市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 华北地区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发生的时期。尤 其是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使得大量农民逃离 家乡流入城市。自然灾害成为农民离乡、进城的 一 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自18世纪中期进入自然灾害多发期， 2O世纪上半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华北地区一直 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区，特别是水灾和旱灾。而 且，越到晚近，灾害发生的频度越密，强度越大。 统计表明，19世纪全国发生的水灾有 1／3以上 是在华北的大河流域，尤其是海河流域。尽管旱 灾发生的频度不如水灾高，但是灾害波及的区 域范围和持续的时间往往高于水灾，对乡村经 济和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为深重。 清末民初，华北发生的重大水旱灾害主要 有 1877—1878年的旱灾、1917年的大水灾和 1920—1921年的旱灾，其影响都是全域性的。 其中，1917年的大水灾，主要灾区直隶省一共 收稿日期：2003—1卜1 7 作者简介：刘海岩(1948一)，男，天津市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32 有 101个县不同程度受灾，被灾人口有 561万。 (见表 1)大量农民逃离家园，许多是合家外出 逃荒，如文安县大约有 3O 的人 口逃离家 乡。[3] 表 1 1917年水灾直隶各县灾情统计 类别 县份 被灾村数 被灾人口 重灾 4o 11 843 3 703 577 轻灾 61 5 8O3 1 908 182 总计 1O1 1 7 646 5 611 759 赁科采源 ：天津市档秉馆：《天津商会档秉汇编 (1912— 1928)》(3)，P3392～3396，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192O一1921年的大旱灾波及五省。据地方 政府和救灾组织呈报的统计，共有 325个县遭 灾，相当一部分灾区农业收成仅为一二成，甚至 “粒米未收”。灾民人数大约为 3 000万E4](P138 ～ 141)，死亡人数为 5O万。[5]由于此次旱灾与 1917年的水灾相距只有三年，许多灾区连续遭 灾，农民少有喘息之机，只有逃离一途。如直隶 新河县在 1917年的水灾中耗尽了民间的储备， 当 1920年的大旱灾到来时，大批灾民已经无力 自救，只有举家外逃。(民国《新河县志》，卷4) 关于近代农民“离乡”的原因，近时论著已 多有研究。大量史料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调查都 表明，迫使大量农民离开祖辈居住的农村，迁徙 到城市，流落到异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然灾 害。在这里，我们主要不是讨论农民离乡的原 因，而是想说明遭灾后的农民是如何应对的。 每当灾害发生后，灾民选择避难之地，首先 取决于灾荒的性质和大小。对付一般的灾害，灾 民只要能躲过，不会逃离家乡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