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编写研究”笔谈——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pdfVIP

2007年5月 第 3期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May，2007 No．3 “中国文学史编写研究笔谈 摘 要：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 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 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 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 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 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 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 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 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 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编写；文学编年史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3—0l14一l5 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 陈平原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凡写史，不能不考虑“著述体例”。所谓“著述 体例”，不仅仅是章节安排等技术性问题，还牵涉到 史家的眼光、学养、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 等，不能等闲视之。 1920年代，梁启超在南开、清华等校讲学，其讲 稿分别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 1922)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 1930)。前书第三章“史之改造”称：“史学范围当重 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具体说来，就是突出专 题史的研究。“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 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这与“作普遍史者须别 具一种通识”，大不相同? j。。在后书中，梁启超 具体论述了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 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 。 1930年代，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北平： 人文书店，1934)，绪言部分专论“编著的体例”，倡 言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兼揽众长，创立一种 “综合体”。具体分为三步：“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 ①真正完成的，只有“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但梁的大思 路，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三章“五种专史概论”(《中国 历史研究法》l72一l80页)中，有相当清晰的表述。 收稿日期：2007—02—05 作者简介：陈平原(1954一)，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 授，博士生导师。 一 l l4 一 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 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 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 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 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l2 。 粱、罗二君，都是力图将传统史学与西洋史学相 嫁接，前者视野宏阔，目光如炬，后者更具可操作 性——实际上，日后中国许多文学史的撰述，都是这 么做的。依照罗先生的设计，实际上是以“纪传体” 为中心——所谓编年体以及纪事本末体，只在设计 阶段起作用。这与今 日颇受非议的大小作家排座 次，可谓一脉相承。梁启超注意到了晚清以降“专 史”迅速崛起的意义，大力提倡文学史、美术史、宗 教史等，并申明撰写专史“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 养”，这是很有见识的。但专史(专门史)与通史(普 遍史)之间的缝隙与接榫，需要重新辨正。在我看 来，对于“专史”的撰写者来说，“通识”的眼光与趣 味，同样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通识”，既是体例， 也是精神。 其实，在某一“专史”(比如“中国文学史”)的 研究与撰述中，还可以仿照梁启超的说法，分出若干 类型——或断代，或分区，或关注作家，或注重作品。 所有这些撰述，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难题：如何在具体 写作中，有效地协调史家的“功力”与“学问”。换句 话说，经历百年风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再也不 是当初林传甲、黄摩西草创时候的那个状态，单靠排 比繁复的史料，解决不了问题。随着资料的积累以 及学术的推进，包括各种电子数据库的形成，我以 为，那个广义的“通识”，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确实属于“专史”，但 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精细 甄别以及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