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综述.ppt

第八讲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主要法律 （一）曹魏法律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鉴于汉末“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的弊端，“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 其中，盗、贼、捕、杂、户五篇袭用汉律，又增加了“劫略、诈伪、毁亡、告劾、乏留、请赇、惊事、偿赃、免坐等九篇”。又改具律为刑名，改兴律为兴擅，分囚律为系讯、断狱两篇。从此“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 魏律对汉律所做的调整： 《汉律》不仅繁芜，而且杂乱，篇目之间互相重复或抵触的律文甚多。魏律集类为篇，对汉律内容作了更合理的调整。 一是将各项律令中同类的条目合并为一律。如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律；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以上合为魏的毁亡律。 二是将一律中包含数种罪例的重分为别律。如贼律中的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和囚律中的诈伪生死皆与原律名相抵，故分出立为诈伪律。 三是增加篇目。将刑事条款尽入于律，作为正典，所谓“律以正罪名”。 四是体例上的调整。汉《九章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规定刑名，类似现代刑法总则，放在中间很不恰当，故魏《新律》将其改称《刑名》置于篇首，统领全文。魏律因嫌汉律的“罪（名）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这一改动为以后的晋律、北齐律所肯定。《刑名》后又增《法例》一篇，北齐律则将二者合为《名例》一篇，此后相沿未改，直至于清。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这一改动为以后的晋律、北齐律所肯定。《刑名》后又增《法例》一篇，北齐律则将二者合为《名例》一篇，此后相沿未改，直至于清。 此外是对新增篇目与“故五篇”的统一调整，其中的《告劾》、《捕》、《系讯》、《断狱》四篇的先后排列顺序，正与当时的司法程序相吻，不能不说是立法技术进步的体现。魏《新律》成为三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并成为晋律的直接渊源。 魏除正律外，还有令、科两种法律形式。曹操时，陆续颁布了设官令、军策令、褒赏令、求贤令等六十多篇，是根据形势随时颁发的法令，作为法律的修改，成为魏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魏修正律时，又于律外再修编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为州郡令、尚书令和军中令三大类，内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将治，属于行政法规，与汉令集皇帝诏令的统一法典有所不同。 （二）东吴法律 吴国“律令多依汉制”。 （三）蜀汉法律 蜀国都成都后，着手制法。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令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五人“共造蜀科”。蜀科内容未明。 蜀科外，又有《科令》两篇，《军令》三篇。 （四）西晋法律 1.《晋律》 曹魏末年，曹魏大权已完全操于司马氏之手，晋王司马昭以“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科网本密”为由，“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杜预等十四人典其事。 历时四年，至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三年（267）完成，次年颁行全国，史称《晋律》或《泰始律》。该律又经张斐、杜预作注释，为武帝首肯“诏班天下”，与律文同具法律效力，故又称“张杜律”。这一形式成为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律疏并行的先河。 《晋律》共二十篇，即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律、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620条，27657字，体例比较严谨，与汉、魏旧律比，“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晋律》为东晋、宋、齐沿用，至南朝梁武帝改律共承用235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行世最久的一部法典，对后世立法影响深远，促进了封建法律和律学的发展。 《晋律》的设置更为进步。一是严格区别律令界限；二是篇章体例合理，分魏律《刑名》为《刑名》《法例》两篇。所谓“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名例齐其制”。 因关津交往频繁，贸易活动发展，救火防火，分封侯王、郡国并行而增设《关市律》、《水火律》和《诸侯律》。 并将多达七百余万字的汉末律讼，精简到约十二万六千字，称得上是“蠲其苛秽，存其清约”。 2. 《晋令》 《晋令》40篇，2306条，98643字。 晋令以教喻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