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的文学史写作.docVIP

PAGE  PAGE 6 “有我”的文学史写作 　　将近八十年前,鲁迅先生有感于国人对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漠视,深有感慨地写了这么一段话:“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鲁迅环顾四周,虽然当时也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个工作,是很有胜任者的”,但“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因而只能将这一功勋不亚于大禹治水的事业,“而望垦辟于健者也”。(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鲁迅这一寄望于敢吃螃蟹、创新开派的“健者”,在中国直到今天还未出现,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历史教育儿童的方法”的“中国儿童教育史”或“中国儿童教育思想史”。 　　 　　当然,与儿童教育有关问题相涉的史书还是有的,比如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是影响儿童精神生命成长的最深刻、最重要的载体,自然也可以包括在“中国历史教育儿童的方法”的“历史”之中。中国人拿起笔来独立撰写儿童文学史,第一人应是浙江的蒋风。195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时年34岁的杭州师范学院讲师蒋风撰写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话》。虽然此书只有薄薄6万余字,但却清晰地勾勒了自“五四”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继蒋风以后,中国人独立撰写儿童文学史的第二人,则是北京的高洪波。还在1984年,时年33岁的《文艺报》记者高洪波就撰写了20万字的探析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与重要作家作品的史书。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时代已进展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但国人漠视儿童文学的心理依然如故,诚如当时山东作家邱勋写给高洪波的信中所言:“在社会上,在文学界,也还有一些轻视儿童文学的不正确的议论和倾向,有人以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不屑为之。”因而年轻气盛的高洪波当年满怀激情撰写的书稿竟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对儿童文学理论“罕见到没有识货之人”的语境使他无话可说,于是只好不了了之,束之高阁。 　　 　　这一搁就是整整28年。进入新世纪,儿童文学仿佛“咸鱼翻身”,环顾今日之国中,顶级畅销书作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顶级文学期刊、稿费纳税顶级大户,几乎都被儿童文学界收入囊中,以至向来被边缘化的儿童文学,终于进入了主流评论界的视野。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在传统文学版图里,只有儿童文学不但没有受到市场化的挤压,反而得到充分发展。儿童文学是传统文学界的‘灰姑娘’,常被边缘化,但它实际上是传统文学中惟一没有被社会边缘化的体裁。”(胡平《期待从量的规模走向全面繁荣――当前文学发展之我见》)当此时也,28年前束之高阁的高洪波的书史自然也被慧眼识珠的出版人发掘出来,终于得以出版,此即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家论稿》。 　　 　　《儿童文学作家论稿》实际上是一部已具相当规模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由绪论、儿童散文概述以及前辈作家冰心、严文井、张天翼、高士其、袁鹰、柯岩等专章作为主体,同时又有小说、儿童诗、科学文艺等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探析,如徐光耀、邱勋、阮章竞、金波、熊塞声、郑文光、叶永烈等。据高洪波的序言介绍,原来这是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几位有志于儿童文学历史研究的作家、学者,自动聚在一起,分工合作,高洪波最年轻因而也最有锐气,“平均一周一个专题,不到半年时间,把分配给自己的章节全啃了下来”,于是就有了这部20万字的书稿。虽然这是一部28年前的书稿,但今天阅读,依然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这厚重感来自于作者对历史的尊重与对儿童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类型的理解。 　　 　　文学史的写作应当重视文体史。从某种角度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体分化、类型转换的历史。文学的起源、发展是与文体的形成、演变同步的。高洪波对当代儿童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类型的历史梳理,既充分关注到了时代规范、读者接受、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对儿童文学的影响,又在具体文体的考察方面,提出了文体的精密化与范式的建立。如对儿童散文的探讨,高洪波认为儿童散文“在内容题材的丰富多彩,艺术手法的灵活自由,体制上的精炼、轻捷等方面”,较其它文体更能适合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渴求知识,及敏锐地感受与学习语言,训练运用多种表达方式表情达意”的需要,因而许多“精美的现代散文,常常成为他们学习语文与写作的范文”。高洪波提出:“为儿童写的散文应该追求更高标准的艺术性,应该写得美,写得富有诗意。散文有优越条件吸收别种儿童文学体裁的长处,使自己更绚丽多彩,优美动人。”高洪波的这些见解是十分到位的、中肯的,这既是他对儿童散文文体精密化的审美期待,同时也是身为作家对散文创作艺术实践所认准的方向。 　　 　　文体范式的建立,有助于高水平作品的问世,同时也有助于把握文体史发展的内涵与走向。高洪波按照儿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