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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6 生态保护从加强科学研究和监测开始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破坏的与日俱增，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激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适时地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这是一项具有时代特点和创新精神的政府间生态学研究计划。该计划的总目标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为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资源以及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科学基础，预测目前人类活动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从而增强人类有效地管理生物圈自然资源的能力”。它有着多项重要贡献：率先明确提出人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应该与自然协调相处，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外的生物与自然的主宰：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重点；率先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把保护、发展和培训、监测功能结合起来…… 　　四十年来，该计划已经在全球110个国家，建立了由563个生物圈保护区组成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通过参与式对话、知识共享、减贫和完善人类福祉、尊重各种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为了有效应对新出现的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城市化的加速等，人与生物圈计划还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变。如建立机制，鼓励与社会各部门(即公私机构、非政府组织、利益相关者、决策者、科学家、地方和原住民社区、土地所有者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者、研究和教育中心、媒体)合作：与其他政府间计划合作，检验和推广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利用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经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跨学科做法，制定和检验各项政策与实践，解决那些影响关键生态系统(即海岸带、岛屿、海洋、山地、干旱区、热带森林、淡水生态系统和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的地区)的问题等。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这项全球性的、综合性的政府问科学计划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深表感谢! 　　中国科学院与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关系源远流长，是我国最早参与支持该计划的部门之一。该计划197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1973年我国参加了这一计划并当选为理事国。我院根据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要求，派出了以我院的植物分类学家简焯坡先生为代表，环境生态学家金鉴明先生和昆虫生态学家陈永林先生为顾问的代表团，参加了于法国巴黎召开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第二届国际协调理事会；1977年再次派遣以我院植物所生物多样性专家王献溥先生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第五届国际协调理事会。 　　1978年，为了更好地在中国落实并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家科委正式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为了今后更好地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开展科技交流活动，由中国科学院、农林部、国务院环保办公室、教育部、中央气象局、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指定兼职人员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负责国内有关工作规划的编制、执行和协调，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对口。该委员会常设办公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该报告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的签批同意。 　　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与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关系就更加地紧密了，而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在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和监测的工作成果、技术、方法、人才等，也正好为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推广和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 　　从1956年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领域重新进行学科布局并开拓新学科，建立了一批当时高水平的实验室，并初步形成了野外观测台站网络。1988年开始组建成立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该研究网络的试验站涉及农田生态、森林生态、草地生态、沙漠生态、沼泽生态、湖泊生态、海洋生态、城市生态等许多领域。CERN不仅是我国开展与资源、生态环境有关的综合性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实验平台，还是生态环境建设、农业与林业生产等高新技术开发基地，中国生态学研究与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试验示范基地，培养生态学领域高级科技人才基地，国内外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基地和国家科普教育基地。CERN的建立全面提升了我国生态系统定位和综合观测研究水平。如内蒙古草原站关于温带草原生态系统多样性与稳定性关系和蒙古高原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研究，对正确评估气候变化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鼎湖山站在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等。 　　中国科学院在黄土高原、锡林格勒草原和浑善达克沙地、黑河流域、塔里木河下游、岷江上游、广西喀斯特地区、重庆三峡库区、青海三江源地区等8个地区建立了生态恢复试验示范区。 　　中国科学院在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成绩斐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功建立天鹅洲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群体和长江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