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空间聚集与浙江城市化浪潮的兴起.docVIP

　　乡镇企业空间聚集与浙江城市化浪潮的兴起 乡镇企业空间聚集与浙江城市化浪潮的兴起 2001-06-14 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独特现象，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增添了新鲜经验。第一，它绕开了城乡户籍制度和其它各种城乡隔离制度对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刚性掣障；第二，它可以利用农村现有的土地房屋等各类资源，降低了形成生产能力所需的投资门槛，对资金严重匮乏的乡镇企业经营者提供了便利的起步条件；第三，由于乡镇企业最初的技术形态原始，生产规模狭小，与传统手工作坊几天区别，就地分散布局对企业营运并无直接影响。问题的症结在于，一部分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工作者，把乡镇企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起步方式当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工业化的理想目标模式；把乡镇企业发展初期自适应状态下的盲目性提升为政府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规范；把乡镇企业发展起步局部时空的优势点当成了长远发展过程的整体最佳点；从而妨碍了我们认识乡镇企业就地分散布局的历史局限性和负面影响，没有及时地随着乡镇企业技术规模日益现代化的进程，把它导入以城镇为依托聚集发展的空间布局新模式。 凭着机制灵活的优势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特有的精明禀赋和务实态度，浙江乡镇企业快速跨越了粗放原始发展阶段，经营规模、技术手段、管理方式逐步逼近城市国营企业先进水平，乡镇企业与外界的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交往日益频繁，交流交往的空间半径日益扩大，内容层次也日益提升。同时，城市国营企业随着改革深入机制不断放活，国外企业也大量涌进国内市场，使乡镇企业面；陆的市场竞争环境日益严峻。在此情况下，偏居乡间一隅的空间环境成了乡镇企业生存发展的不利因素，向供水供电、交通运输、商业服务、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物资信息商品交往交易方便的城镇聚集，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乡镇企业的聚集发展要求最终形成了对旧的城乡隔离制度的一次重大冲击，导致了一场在浙江乃至整个中国城市化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农民造城运动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首先在浙江温州由当地务工经商农民兴起了一股造城进城运动，出现了龙港、柳市、桥头等一批农民工商城市，会聚集中了一批较具规模的农民工商企业，形成了繁荣的专业性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并带动了运输、信息、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当地乡镇企业的聚集中心和辐射中心。温州农民工商城的出现揭开了浙江城市化历史上的重要一幕，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型城市现出了清晰的轮廓。农民工商城彻底扬弃了旧的户籍身份制度，对前来创业定居的无论城里人或乡村人都以平等的姿态展开双臂。 温州农民的造城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对浙江全省的城市化发展起了示范作用，使人们看到了一条以小城镇为依托发展乡镇企业的新路子。于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浙江全省范围兴起了一股小城镇建设的热潮。许多乡政府所在地纷纷撤乡建镇、因地围城、修街造房，规划出生活区、商业区、乡镇工业小区，鼓励农民进镇投资办厂。到1991年底二全省农村建制镇数量达到700多个，比1985年增加了几乎两倍。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有较强专业特色和经济辐射功能的新型城镇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乡镇企业的聚集发展中心。如绍兴的柯桥、黄岩的路桥、诸暨的枫桥等。与温州农民自发造城不同的是，这次全省范围的小城镇建设是由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这意味着政府长期以来的城镇发展战略和城镇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一，放弃了长期依循的限制城镇规模的发展原则，城镇发展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目标。第二，明确鼓励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游离于传统计划管理体制和户籍管理体制之外的新型城镇的存在。第三，公开赋予农民自由进入小城镇定居就业的权利，取消了对农民在小城镇从事经济活动的身份限制。第四，把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发展同提共论，鼓励以小城镇为依托建立乡镇工业小区，对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规律在长期漠视之后最终理性认肯，对“就地办厂”、“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的发展原则也首次有了变更。小城镇和乡镇工业小区的建设，使乡镇企业避免了朝离散化、乡土化、劣质化方向持续滑过，开始步入以城镇为依托、与城镇发展同步的良性健康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内涵。然而，客观地分析，小城镇兴起并不意味着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完全理顺，并不意味着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完全廓清。实际上，它只是在倡城镇管理体制下，实现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良性巨动的一种折衷性的制度安排，是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旧体制发生刚性冲撞的短期结果，是城市发展规律被旧体制技压变形的产物。在大中城市仍然受国家计划控制，难以对乡镇企业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靠农民力量建设的小城镇，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选择。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