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稻作遗存和稻作农具.docVIP

　　汉代稻作遗存和稻作农具 汉代是我国农业 发展 史上的重要时期，汉代农业考古资料的出土一直伴随着今天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是田野考古资料中的大宗。单就水稻来说，其种植面积扩大，耕作技术提高， 社会 地位上升等等，都有充分的考古资料来说明。出土材料无疑对深化汉代稻作的 研究 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仅就汉代稻作考占资料的出土情况作一初步梳理，对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值得注意和有待深入研究的 问题 以及汉代稻作的专用农具提一点看法。 一、考古发现的汉代稻作遗存 对于同一事实，考古资料的形式不同带给我们的信息也会各有侧重，我们从中所吸收的信息量和对信息的释读方式也就不同。考古发现的汉代稻作遗存和有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一)水稻实物，有种子、米粒、稻壳、茎叶或以上实物的印痕等。这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类研究资料，根据稻粒形态可以准确判断其品种。如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初期墓出土的一个陶仓内发现四束形态完整的稻穗，出土时稻穗色泽鲜黄，穗、茎、叶外形保存完好，谷粒虽已炭化，但仍很饱满，据 分析 ，为典型的粳稻(1)。这是迄今出土的最完整的稻作遗存。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稻有籼稻、粳稻、粘稻、糯稻，长、中、短粒并存(2)，是出土品种最全的例子。汉代稻的品种，经鉴定者有粳、籼、糯，而以籼、粳为主。广州汉墓出土的水稻，经广东粮食作物所鉴定，与我国普遍栽培的稻种同属一种(3)。汉墓随葬水稻的数量也是前所未有的。1995年徐州东甸子西汉墓M1东龛出土稻米一堆，同出的还有已经粉化的谷物一堆(4)。2002年发掘的江苏洒水王陵出土的水稻，据发掘者称，装了几袋。 出土的水稻多数是放在陶仓或壶罐内的，除上述凤凰山汉墓，河南辉县汉墓出土的22件陶仓内多盛以粮食作物，可辨者有粟、稻等(5)，洛阳西郊汉墓陶仓上有粉书的“白米”字样，器内有实物(6)，广州西村皇帝岗42号墓陶仓内发有稻谷壳(7)。 但是，汉代水稻遗存普遍存在记录过于简单的问题，报告中缺乏对出土位置、放置情况、出土数量等的细节描述，这些可能与汉代葬俗有关的情况对于发掘汉代稻作文化和汉代稻作???地位等都会有所帮助。 (二)各种题记和简牍帛书文字。题记多见于随葬器物的外表，如洛阳西郊汉墓陶壶、陶仓上有粉色或朱色的“白米”、“白米万石”、“稻米”、“稻米万石”等字样(8)，西北郊汉墓陶仓上有“糒米”、“米”、“白米”、“稻米”等题记(9)，河南新安铁门镇西汉墓陶罐上有“白米”、“盐”等文字(10)，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大酒缸上有“稻酒十一石”、“甘醪十五石”等标记(11)。出土陶器内有的装有相应的实物，但多数只是形式上的题记，故有“万石”之数也不足为怪。 简牍文字包括墓中记录随葬用品的遣策和其他文书、典籍等。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木简记有：“有客籼一石”(12)，江陵凤凰山167号墓遣策有“稻粝米”、“稻稗米”等，该墓随葬绢袋上所系木牌有墨书“稻糯米”、“稻粝”等。凤凰山汉墓出土简牍中有粢秫、粢米、稻米、白稻米、稻(*[禾+雨])米、稻(粝)米等名目(13)。2002年陕西西安南郊汉墓出土一木牍，记载西汉关中地区五谷为“粟、豆、麻、麦、稻”。遣策是汉墓中出土最多简牍文书，是墓中葬品的清单，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稻谷实物品种的鉴定结果和墓中遣策文字的记录相印证。虽然有时遣策所记物品与实际随葬物并不完全相符，但也可作为清理葬品时的大致索引和研究一时葬俗的基本材料。其他的汉简或帛书， 内容 丰富，对稻作内容也有所涉及，不备述。 (三)水田模型。墓葬中随葬水田模型盛行于东汉时期，迄今发现的汉代水田模型绝大部分出于四川、重庆，其次是陕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也有少量发现。水田多与水塘相邻，有大区划、小区划、不规则小区划和梯田等形式(14)，以小区划田为主。有水田 自然 就有水稻的种植。比较重要的发现如广东佛山澜石东汉墓中出土的一座水田模型，田中分块，有耕作、插秧、收割等劳动的场面(15)。四川新津出土水田模型，田中有行列整齐的秧孔(16)。贵州兴义市出土水田模型，刻画有整齐的禾苗形象(17)。 水田模型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量非常之大，有耕作 方法 、收获方式、移秧技术、农田施肥、灌溉等等内容，通过对田地模型的观察，结合汉代画像以及古代 三、关于汉代的稻作农具 汉代水稻种植似乎并没有专门的工具，铁犁、铁锸、铁钁、铁铲等等都是南北水、旱通用的农器，唯有曾被称为钁(或多齿钁、多齿锄)的铁耙看上去较适于水田劳作。多齿耙已见于战国时期的遗址或墓葬，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有出土。汉代铁耙发现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福建等地，四川出土四齿木耙，功用相同。多齿耙较铁钁轻便，不易粘带泥土，当代农业生产中仍有使用，是水田、湿地翻土和破碎土块的得力工具，也用于旱田中耕。二齿耙山东地区称爪钩，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