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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互文性：从《易经》到《文心雕龙》 北京大学，2001年4月7-10日 张汉良教授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在过去这三十年来「互文性」这个字眼被不断地使用与滥用。并非由于这个字眼的新颖，而是由于它本身的歧义。和所有的概念性用语一样，这个字的字源「文本」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姑且不论它的拉丁文字源和发展出来的隐喻「纺织」，这个概念在现代学术界的变形历史可以由这个字被传统的版本学家、新批评家及「如是」派学者所使用的情形略见端倪。现代文学批评史见证了文本的变形历史，最早是一个物质性的实体，例如：一个版本学家可以处理的抄本或印刷物，到一个宣称有自主性，并可以满足本体论条件的语意成分，进而为一个符码结构的系统，最后是某种说话及言谈的创造力（克莉丝蒂娃）或者符号的无穷倒映（德希达）。同样的，现代批评史也让我们看到正文性与互文性的易位，以及后来互文性的被普遍采纳。 今天我不准备讨论这个观念和澄清其中所包含的一些神话，关于这方面已有很多学者做过了。我只准备挪用二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是克莉丝蒂娃稍晚提出的，以为匡正互文性和影响的混淆；她认为：「互文性是一种符号系统转换成另一种或多种符号系统的过程。」第二种用法是李法德所提出的；过去三十年来他不断地重申互文的物质性，因此把抽象的互文性截肢，变成一个更见具体的互文。到底互文是否能透过某些特殊的符号标帜被指明，在此暂不讨论。我今天想探讨的是：三个中国上古及中古文本之间的符号系统转换现象。 文本是符号表意的产物，换言之，是符号在符码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这点必须先获得一个语用社会成员的共识；或者，虽无共识，但不断地在使用中，而习焉不察。这个符号和构成符号的成分，遵循分布的原则，但是也可结合成一种关系的阶层系统。一个文本可能会由不同的符码构成，比方说，语文的与非语文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符码必然产生复杂的文本内的互文关系。当同样的结构原则发生在二个、二个以上，或无限的，文本上时，我们面对的就是互文性现象。符码的转换关系分别存在于表达与内容层次上，或者是说，在语法与语意层次上。我要说明这种现象，所用的材料就是《易经》的多元文本，并进一步分析《易经》与《文心雕龙》的关系。这个做法并不代表这二部作品之间有任何历史的承继关系，纵然有之，也与本文的立论无关。 我的基本假设是《周易》的「卦」并非是由语文符号系统所构成的。这个系统权充了「源文」（惹内特）、互文（李法德）或诠释原则（皮尔斯）。这种系统，由于其非语文的，但高度抽象与变通的特色，（或者用皮尔斯的话来说，作为「律符」）因而能够接受无穷的语意挹注。比方说，刘勰对「文」、「体」的起源，以及「变」的讨论。这种符号系统的转变，从最早的《易辞》作者开始，一直到今天持续不断。一旦非语文的「卦」被语文化之后，不同的新的符号系统便会转换成其它系统，其原因便是语言的双重表达，以及文学的第二度规模系统，包括文类及形式上的制约。 如众所周知的，《易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些注解的历史累积，在所谓的儒家经典之中，《易经》是唯一运用多重符码来建构的典籍。就构成讯息的书写符码而言，《易经》至少包含了二种截然不同的系统：（一）非语文符码的卦，包括本卦及别卦；（二）由语文符码书写的「辞」及「传」。辞与传可以根据语意作用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范畴。按照耶姆斯列夫的古典区分，我们可以说第一种非语文系统是属于表达系统，是语意空虚的。第二个系统是内容系统，是语意充实的。从空虚系统转化为充实系统，要透过语文化作用。这种语文化作用，根据洛杭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互文化过程。 表达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或者符征与符旨的二分，同时显现在基本单元以及更高的层次上。举例来说，每一个卦都有一个「名」，和一个相对的「辞」。卦本身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爻」，爻也有相对的辞。我们可以根据《十翼》中的〈说卦〉摘录出下表： 表一 符号 名 指涉 表达 内容 表达 内容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干 天 健 父 马 坤 地 顺 母 牛 震 雷 动 长男 龙 巽 风 入 长女 鸡 坎 水 陷 中男 猪 离 火 丽 中女 雉 艮 山 止 少男 狗 兑 泽 说 少女 羊 上表可以无穷的推演。这是一个非常散漫的分类，没有任何逻辑功能的架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中间的语意成分，能发展出隐喻与换喻的关系。举例来说，在每一个层次上的各个单元，例如第一层，都属于同一语意范畴，像是自然界的指涉，天、地、雷……等，指涉原始的自然成分。第二点，每一个卦所统摄的单元，可以有置换关系，比方说，天、力量、父、马都是可以置换的。这里会引发二个问题：（一）刚才我们所说的关系，不是语言或逻辑的关系；（二）我们不知道从卦的深层层次，怎样发生垂直的变形，到达表层的指涉，也就是如何从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