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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公关”出一场战争 　　英国历史学家莱基说过这么一段话：“美洲革命是干劲十足的少数人造成的，他们成功地调动和动摇了多数人，使他们走上了原本并不怎么向往的道路，并逐步把他们引到了一个无从后退的立场。”这句话如果放在北美首富约翰?汉考克和报业天才塞缪尔?亚当斯身上，可谓再也合适不过，他们的公关才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现。 　　两个人走到一起 　　1764年，英法七年战争刚刚结束，英国获胜，国库却空空如也，不过其北美殖民地却不是如此。为维护稳定，英国在战争期间不敢随意向北美殖民地征税。战争结束后，英国就没有这一顾虑了。英国议会于是批准了《食糖法》，禁止北美殖民地从国外进口甜酒，对进口糖和各类奢侈品征税。 　　这种做法激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其中有两个马萨诸塞人特别怨恨，一个是北美首富约翰?汉考克，另一个就是报业天才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不满，是因为这个税种戳到了他的痛处。他从波士顿富商叔父处继承遗产成为北美首富后，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之一就是从事酒、糖等商品的走私。 　　塞缪尔?亚当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在哈佛读书期间，硕士论文就是《论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国法律》，革命精神早就有了。毕业后，他经过商，结果是一塌糊涂，但在革命的路上却游刃有余。他很早就在辉格党内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名日“罗亚九君子”，和约翰-汉考克曾有过联系，隐秘进行过反英活动。这次《食糖法》的序文里谈到殖民地人民“纳税而无代表权”，这句藐视殖民地人的话足够让塞缪尔?亚当斯发挥的了。于是他们坚定地走在了一起。 　　起初，北美殖民地的200多万民众只有不到1／3是反对英国的，有1／3是忠于英国的。于是，两个人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决意进行一系列公关活动，并定下了具体目标：必须证明自己所倡导的路线是正确的；宣传赢得胜利后带来的好处；向大众反复灌输对英国人的仇恨；反击反对派任何合情合理的论点；让普通人也能够明确斗争的目标。认识到舆论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联手行动，前者出资办《波士顿纪事报》，后者则在报纸上对英国人口诛笔伐。 　　展开舆论攻势 　　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该税覆盖面广，对殖民地的商业话动进行监控，侵犯了几乎所有人的利益。以约翰-汉考克为例，由于他所有的货单都要交税，商业链就受到了监控，直接威胁他包括走私在内的各种收入。北美报业也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连出版报纸所需的纸张，都会被层层课以重税。 　　结合这一点，塞缪尔?亚当斯展开了舆论公关。他在《波士顿公报》上带头抨击《印花税法》，很多报纸也一起表达了愤怒。征税的第一天，《宾夕法尼亚新闻与广告周报》就在报纸分栏的空挡处，印上了深黑色的边框，以示哀悼和抗议。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抵制英货运动爆发了。 　　此外，塞缪尔?亚当斯还发表了反对随意加税的宣言，马萨诸塞有37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到最后，13个北美殖民地中有600多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宾夕法尼亚纪事报》连续发表了12篇政论文章，坚称“不争得我们的同意就随意剥夺我们的财产，是将殖民地人民沦为奴隶的第一步”。 　　这些文章广泛流传到北美所有的13个殖民地。众怒之下，甚至妇女们也群起保证不饮英国输入的茶，拒绝购买英国货，普罗维登斯的少女们甚至还拒绝赞成印花税的求婚者。 　　约翰?汉考克还采纳塞缪尔?亚当斯的建议，成立了反对进口商品协会和自由之子社，有组织地进行鼓动宣传的公关。这些社团组织，将全国各地的媒体和反英激进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媒体的鼓动、反英激进分子的带领，使很多民众走上街头，烧毁印花税票，甚至冲击波士顿税务官官邸，围攻马萨诸塞总督。殖民地的商业伙伴纷纷表示，如果印花税不撤，就不付货款或者付不起货款。无奈之下，很多英国商人也加入了抗税行列。 　　为推动解决《印花税法》的相关问题，马萨诸塞总督支持马萨诸塞议会邀请各殖民地代表出席纽约会议，共同讨论。约翰?汉考克展开金钱外交，塞缪尔?亚当斯开展宣传攻势，最后，纽约议会的会议竟然通过了反对《印花税法》的一致表决。 　　反击英国就必须击败殖民地的右倾分子。为此，塞缪尔-亚当斯甚至在报纸上子虚乌有地推出了拥护《印花税法》的19名亲英议员名单，结果这些人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上全部落选，这一行动迅速扩大了激进势力的影响力。两个人进一步把马萨诸塞议会变成了反对英国的工具。 　　1767年，英国新任财政部长汤森制定了一系列向殖民地纸张、玻璃、铅条和茶叶等进行征税的进口税法案，并规定英国税务官员有权闯入殖民地任何民房商铺搜查违禁品或走私货物。这个《汤森法》在殖民地，尤其是在波士顿引发众怒。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鼓动人们不交税，有的人开始围攻、殴打税务官和海关人员。 　　为控制局面，1768年9月，英国从加拿大调来了两个团的士兵入驻波士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