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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学.文化.电视媒体VS主流文学.文化.电视媒体 　　认同、选择并且实践“文学的权威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被称为“文学”的文本从哪里获得其权威性呢?这权威的源泉、基础和保证是什么?谁或者什么东西又能使之合法化、证实它为其签署意见并对它负责呢?尽管这些年来，政府官员、大众媒体和教育工作者对文学多有褒扬，但是我们必须谨记并且直面这种现实――虽然这样做，对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并不容易――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旧日被称作经典作家的作品。如果书籍只是躺在书架上，那么它们的权威性就只是潜在的，它们只有被阅读被传媒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影响。而广播、电视等媒体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之权威性的思想在19世纪和20世纪广为流传的文学理论建构――文学作为一种公共体系(a public imtitu―tion)被置身于它周围的文化中仍有一定的影响。文学之权威源自它的社会功用以及读者、新闻工作者和批评家们所赋予给它的价值和功能。文学作品的权威性或许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作品是社会现实以及当前盛行的思想意识的准确再现，也或者源于另外一种信念，即作品通过对肯尼斯所宣称的“总括现实的战略战术ca strategy for en―compassing a situation)”的有效部署来达到重塑现实的目的。后者无疑承认了文学所具有的强大述行功能。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文学的权威性都是社会的。这种权威性源于文学之外，绝对不是因为相信它对社会原本的现实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报道这一点。 　　在任何情况，文学总是由于它被认为是对现实的真实再现而拥有权威性。于是新闻工作者被称作“无冕之王”的时代到了。他们不断地发挥作用。塑造和重新塑造着人类。正如雪莱的诗人是“无冕之立法者”。是静静地悄悄地潜在地发挥着作用。尽管“新人类文学”的出现，表明了一种“新型文化样式”的时代已经到来――那就是“大众文化”的时代。“新人类”就处于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之日，一个新型文化的开端之时。“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可正如李陀所说。它一直被人误解，许多人顾名恿义，把“大众文化”等同于以往历史上出现的通俗文化或是民间文化，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说到底，就是后现代社会的“主体文化”，这里我们不用“主流文化”，因为在中国，“主流文化”主要指“官方文化”。当然在中国，这个“大众文化”时代还没有完全来临，“新人类文学”还是一支孤独的“大众文化”的先锋，它和主流的“官方文学”存在着对峙靠拢的复杂关系，还没有取得中心的“主体文化”。 　　“嫦娥奔月”报道通过具有现代科技感的“月球演播室”的枢纽设计，围绕三个关键点设置了报道主线：事件进程――关联信息――社会影响。前者，主要通过现场采访，特别是西昌卫星发射场、航天城、国家天文台、空间技术中心、远望二号探测船六大直播点的连线和现场画面构成，完整、准确、细致地向同步呈现了嫦娥发射前后的过程。让观众始终在动态悬念过程中接受电视信息，直接满足了观众对动态过程信息的第一需求。应该说，许多现场的细节。都是央视的独家阵线和独家传播，如报道中对“长三甲”火箭的装载、运输以及吊装过程的揭密，都显示了央视新闻这一主流媒体的敏感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演播室也通过到场嘉宾和连线嘉宾的访谈。结合事件过程，提供了大量航空航天的科技知识、历史过程以及其他相关背景信息。一方面对观众进行科技知识的普及，一方面也为观众理解和观察嫦娥奔月发射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背景。此外，节目还通过一些百姓采访、海外记者连线的方式，传达了中国民众以及国外对中国发射探月卫星的反应和评价。这三方面的结合，共同创造了“嫦娥奔月”报道的整体性、立体感。围绕卫星发射的核心事件，从节目立项、论证开始，就制作工作流程、工作手册。使整个报道浑然一体，大幅延长。许多观众甚至是每天通过跟踪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报道来了解嫦娥奔月的准备、实施和效果的全部过程，充分发挥了电视作为广众覆盖的热媒介的传播效果。 　　电视创造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影响投射到各个领域。对于政治而言，电视无疑是影响力极大的一项重要因素，它在总统选举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小看。在政治领域，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政治家往往没有机会直接去与普通民众打交道。于是电视就成了他们捕获人心的最佳工具。今天几乎所有的政党和政府都已意识到电视对于政治的影响力。例如1952年尼克松当选总统，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等等。正如美国专栏作家拉什沃思?基尔德所说：“电视从经济角度出发所作出的安排，是影响美国文化的产要因素。” 　　总之，新兴的“新人类文学”在中国不成气候，有着诸多弱点。但它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