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人民音乐《春天里》.docVIP

真正的人民音乐《春天里》 　　作者简介：籍贯广东连阳，现居广州。曾任报社摄影记者与编辑，现为自由作家，平时喜欢“煮茶漫说百粤事，细数岭表旧英雄”。 　　 　　对于台上无病呻吟，台下山呼海啸的现代舞台，我是有多远躲多远。我根本听不清那些扭捏作态、面目模糊的歌手在唱什么。所以在民工版的《春天里》出来之前，汪峰是谁我不知道，《春天里》我也没听过，或者偶尔在哪里听过，被我当成电子杂音自动过滤掉，根本不入耳。 　　我喜欢在生活中自然状态的吟唱，民工版的《春天里》刚出来我就看了，之后陷入失语状态。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这哥俩会在网络里名传天下，但他们不会受到建制音乐界与商业娱乐圈的承认，这哥俩把两方面势力都逼到很尴尬难堪的境地。 　　严格说，《春天里》并不是农民工的歌，与农民工的生活也无关。《春天里》是一个文艺青年或流浪歌手出人头地后，在挣足钞票之余对过往矫情的追忆。只是歌词里的一句“老无所依”，刚好应和了这个时代对未来茫然、没有安全感的感触，歌词里说：“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这歌不能在激光四射的舞台上或灯红酒绿的酒吧里唱，也不能让成名的歌星唱。因为，一来形象和打扮不衬；二来他们也唱不出社会底层亡命挣扎的感觉。而两个来自草根阶层的民工歌手，光着膀子露出一身不知羡煞了多少肥肠满脑者的腹肌与腱子肉，用最嘶哑粗糙的歌声，狠狠地击中了这个社会的软肋。说实话，王旭、徐刚这哥俩的歌声除了真诚以外，并无特别之处。他们的粗砺声音之所以能传遍整个网络，是由于意外地引起了网络一代青年的共鸣。 　　20世纪90年代初，在英德火车站的站台上，看着南下闷罐子车厢里那一张张疲惫的脸，我明白一个时代开始了。当时我很想把他们记录下来，可那时我还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我错失掉记录最早的民工潮的机会。 　　我请几个来自衡阳的搬运工帮我搬花泥上天台时，烧一大盆开水，放了一大把茶叶在里面，边上还放一包烟随他们抽。他们告诉我说，在广州呆了十多年，我是头一个对他们这么客气的人，这个说法让我相当惊讶。还有一次，我请几个人帮我去刨坑种树，我懒得磨蹭，叫他们扛起锄头跟我一起钻进的士，开车的司机啧啧称奇，问这是我的“马仔”么？打车去干活，待遇这么好？我相当反感“马仔”这个称谓，立即纠正说――他们是我请来做工的师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青壮倾巢而出，工业化的浪潮把他们变成最早的那批建筑工人或流水线上的工人。而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贫病交加，两手空空。如果仅仅是描绘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那么《春天里》的演绎方式即使再草根真实，也不会那么引人关注。 　　持续多年的就业紧张形势，令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沦为知识民工，从整体的生存状态上说，他们除了在衣着上光鲜体面一点，吃住行与收入并不比农民工强多少。为求就业与发展机会，他们只能无奈地呆在城市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而城市火箭般往上窜的房价与物价，更是时时刻刻如梦魇般压迫着他们。 　　这些年，中国的主流音乐界除了会唱一些拍马屁的作品之外，还会什么？而商业音乐就像卖笑者一样，谁给钱傍谁。没有人愿意去关怀人民的疾苦，没有人对社会现实保持批判精神。一曲民工版的《春天里》，恰好击中了他们内心深处最为忧虑之处，触动了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的愁肠。这才是《春天里》在网络青年里风行一时的真正原因。 　　 　　阿波，别把自己当作小赤佬 　　 　　在博客上写这篇文章时，我没转载《周立波的腔调和上海的风骨》，原因是我对周立波的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但那篇博客被推荐了，留言N多，搞得我没办法和他商榷，即使商榷了也会被口水淹没，他看不见。 　　在我看来，阿波说网络是厕所，是他个人某个特定时间里的感受，不是一贯以来的看法。你总不能要求每个人无论什么时候的思维都是正常的吧，也不能要求他每句话都符合大家期待吧。有时他的脑袋被门夹了一下，不审慎的失言还是可以原谅的。比如我那么大的学问，还经常“那”与“哪”不分，“买”与“卖”不分，“黄”与“王”不分。我自己都奈何不了自己的狗屎脑袋，更别说偶尔“酗酒磕药”的阿波了。他喝多两杯后，根据某些印象在微博感慨一下互联网的不足之处，纵使是错的，也没啥了不起。 　　阿波的问题在于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点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心头里还很矫情地以为平时比喻自己是里弄的上海小菜，就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小菜，说话就可以不负责，说了也就说了，错了也就错了，没啥事体。他也没料到引起哗声一片，事情弄砸之后，个人的骄傲和自尊又让他放不下那个面子，对自己的失言进行道歉，反而采取与网络对抗的态度，对媒体叫嚷着政府应该管制互联网，最好采取网络实名制。人偶尔犯错不要紧，麻烦的是死不认错，更糟糕的事情是为了证明自己没错，还要再犯新的错误来证明旧的错没有错，结果变成一错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