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放宽文史研究的视野.doc

葛兆光：放宽文史研究的视野 讲演者小传　　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1995）、《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4）、《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2006）等，论著曾翻译成多种外文，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　　一个好的国际性的研究机构，需要在资料库的建设上下功夫，第一尽可能收集和保存新的文献资料，这是“预流”的第一步；第二，研究文史的文献资料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典，也包括民间资料，不局限于文字文献，也包括图像与影像，不局限于中国的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这是“拓宽文史研究视野”的必须；第三，尽可能形成一个自己的有特色的资料库，因为天下文献资料太多，没有什么研究中心可以包罗无遗。当我们有了新资料之后，如果还有新的方法，这些新资料将会向我们提出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将来被证实，还是被证伪，它都将引起学术研究典范的新变化。而因为有了新材料，又有了他们解读的新思路，学术史就会开出一个新天地，建立一个新典范。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庆祝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成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中国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表面上看，传统的文史研究好像处在“瓶颈”状态，重复的复制和生产，让我们的文史研究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也缺乏引导公众话题的能力，但是，正是这种令人烦恼的困境背后，却酝酿着新变化。为什么？因为第一，这二十来年引进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就好像吃压缩饼干，吞进去太多，现在到了要喝一口水、喘一口气的时候，第二，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新资料，也在催促新的研究和解释范式，第三，特别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的巨大变化，必然要求文史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所以，暂时的停滞是变化的开始，学术史常常就是这样一波接一波地变化的，我想，一个小小的文史研究院能否写入大大的中国学术史，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参与学术史的变化。　　说到近百年中国学术史，这里我想向大家报告一些感想。很长时间里，我特别关注两个现代中国办得最成功的研究机构，一个是1925年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就是俗称的“清华国学院”；一个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傅斯年开创，现在迁到台北的所谓“史语所”。这两个研究机构之所以能够办得成功，我想，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他们在研究领域上抓住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这就是陈寅恪讲的“预流”，就是进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第二，不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它必须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当时的这些学者在这一点上有明确的思考。第三，仅仅有充分国际化的预流和相对中国立场的意识，可能还不够，清华学校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得益于“天时地利”，我所谓的天时地利，是说那个时代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前人的材料，使得这两个研究机构在当时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　　那么，时隔七八十年，新成立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应当如何应对“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它将在什么地方走自己的路呢？　　一、中国研究的新国际视野：从“虏学”到“从周边看中国”　　对于以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是一种自我认识。今天，我想以“中国的自我认识”为中心，把以往的中国历史也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由于汉文明传统的强大，在没有其他文化传统对比的情况下，中国好像处在一个没有镜子的时代，这一方面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一方面形成了以自身为天朝大国的朝贡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尽管实际的世界知识早已经超越了汉族中国，但是在观念的知识世界里面，中国人仍然习惯地想象一个处在天下之中的、很大很大的“中国”。　　第二个阶段是“一面镜子的时代”。我把晚明西洋人来到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看成是至今延续的这个“全球化”的开端。应该说，自从晚明，特别是晚清之后，在西方的冲击和比较下，中国人开始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这种重新认识是以一个“西方”为基础的，从明清两代的“西学中源”说，晚清“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争论，经五四、科玄论战，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化热”，其实，都是在这一面镜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