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实验的确定性.doc

在20 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人们对判决性实验提出了置疑。原来被认为是对光的波动说的确证的傅科实验，由于光电效应及光子的发现而被否定。1906年，法国物理学家迪昂指出，物理学中不存在判决性实验；50年代，美国科学哲学家蒯因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著名的整体论观点。认为科学假说不是孤立的单个命题，而是一组陈述。“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70年代，美国的费耶阿本德又指出，由于观察实验渗透着理论，由理论所设定，因而这是一个循环，任何理论都可以通过它所设定的实验来证实自身，而这并不能得到方法论的保证。根据这种观点，不仅正确的理论与错误的理论无法区分，而且科学理论与巫术、宗教迷信也没有原则区别。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经验陈述能够证实或证伪理论整体。 关于判决性实验的争论表明，观察实验对理论的检验既有确定的一面，也有不确定的一面。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就实验作为沟通主客体的唯一现实桥梁来说，它对理论假说的检验是绝对的、确定的，但任何实验又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历史地展开的，因此又是不确定的。 当人们的实验推向微观领域时，实验仪器对微观客体的“干扰”表现得特别严重。有些人认为，这些“干扰”是否可以忽略，是区别宏观物理和微观物理的重要标志。这就重新提出了可知性问题，微观粒子的“原有状态”或“自在状态”或“本来状态”是否可知？ 这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是：在微观粒子体系的测量中，所谓测量的“干扰”究竟指什么？在量子力学里有一个著名的测量定理，即“波包扁缩”现象。这一定理是：如果对某一微观粒子体系的某一物理量进行测量，那么在测量后该微观粒子状态将以一定的概率进入与所测得的物理量相对应的物理状态。有些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其实这是一切概率测量中必有的现象。在人们投掷骰子的游戏中，如果人们要对某一由立方体做成的骰子所出现的“红4”的概率进行测量，唯一办法是对这一骰子反复投掷若干次，然后将“红4”出现的次数统计出来，并除以总的投掷次数，得出的“红4”出现的概率是1/6。这一1/6的概率完全是客观的。虽然在每次测量中都存在桌子的“干扰”，破坏了骰子的原有状态。骰子从原有的数值不定的状态跃迁到确定的“红4”，这就是投掷骰子时的“波包扁缩”。但是，这种“干扰”或“波包扁缩”，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骰子的概率做客观的研究。量子力学里的测量定理只不过是以定理的形式规定了在微观粒子领域的实验里，人们应如何客观地进行量子概率的测量。 在量子力学的领域内还存在着所谓“测不准关系”，这一关系认为，如果人们对电子的位置进行精密的测量，那将会在某种程度干扰对电子动量的认识，反之，如果人们精确测定了电子的动量，那么其位置就完全不清楚，这就是海森伯的“测不准关系”。分析表明，这是微观粒子所固有的本质的一种反映，即微观粒子本来就不同时具有精确的位置和动量。这种状况是由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造成的。为了精确测量粒子的位置要采用波长较短的光，这时，光子会把较大的动量传递给粒子，这样虽然可以较精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却无法测定粒子的动量；反之，用较长的光波可以较小地干扰粒子的速度，从而较准确地测定粒子的动量，但它的位置就很不确定了。有人打了一个比方，你要找到一个人，只有打昏他，才能找到他。显然，你见到的只能是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人，而和你对话的却只能是一个你见不到的人。问题是，在量子力学的理论里，人们并不需要同时精确地知道位置和动量。所以，“测不准关系”并没有限制人们对微观粒子状态的精确了解。实际上限制其测量精度的还是来自仪器的分辨率以及测量方法。这表明，对微观粒子体系的测量虽然存在着“干扰”，但并不妨碍人们对微观粒子原有状态的认识，这一情况和经典物理的实验没有任何区别。所不同的是，在微观粒子的物理实验里，大多是对量子概率的概率性质的测量，而在经典物理学的测量中，更多的是对宏观物体所具有的确定的性质的测量。当然，在经典物理学中，也有对某一统计体系的概率测量；同时，在微观物理研究中，也有对微观粒子所具有的某一确定的性质，如质量、电荷以及磁距等的测量。所以，那种认为有了“测不准关系”将限制人们对微观粒子性能的认识的观点，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不过以突出的形式指出了主客体在方法中的相互作用和方法自身规定性与否定性的统一。因此，把它们看作是对科学和科学方法客观性和绝对性的否定是没有道理的。